三分法:儒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孔子思想诠释引生的变革

与西方道德哲学理性、感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孔子自创立儒学之始,其思想就有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儒家生生伦理学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诠释,创建了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就是将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以区别于西方理性、感性两分格局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中,欲性指对物质欲望的态度,智性和仁性都是道德的根据,但功能不同:仁性是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是道德本体;智性负责认知,特别是对于作为道德本体的仁性的进一步认识。在三分法视域下,孟子、象山、阳明归属于仁性,荀子、伊川、朱子归属于智性,从而形成两美相合、双翼齐飞的局面,没有必要为正宗旁出而争论不止。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潜力巨大,是中国哲学有望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本。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源自于     

在合理性与可欲性之间:儒家思想中善的观念——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戴震哲学作为出发点 ,揭示了宋明以来 ,随着形上性的实体化 (物化 )而导致的一系列道德特征 (主要体现为善的观念 )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可欲性的消解、善的实体化的生成、道德智性基础与伦类原则的动摇等等。强调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有着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道德图景。虽然戴震对于宋明儒学善的观念的批判有其合理之处 ,但却是以善的目的价值以及形上性的消解为代价的 ,他并没有最终解决宋明时代道德之学面对的基本课题     

兼容并蓄中的暗中偏斜——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历史地位的新思考

近代以来，对于朱子历史定位的看法分歧很大。牟宗三定其为旁出，钱穆则认为，“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从儒家生生伦理学三分法的角度判断，“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一经典表述说明，朱子不仅既讲仁性又讲智性，而且要求以智性进一步对仁性加以再认识，其本质是由伦理进至道德。在儒学发展史上，这一思想是朱子第一次提出来的，意义深远。但因为朱子不承认仁性的思维方式是直觉，反对“以心识心”,致使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道德动力大为减杀，造成了其学理的严重不足。兼容并蓄是其志，暗中偏斜是其实，朱子思想的重心事实上偏向了智性一边，未能很好地全面接续孔子的思想。承接孔子仁智双全思想格局的任务，有待后人完成。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综述

“工夫”作为宋明儒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儒者日用常行间对修身达圣、齐家治国的追求起着关键的作用。于他们而言,工夫是贯通天人的实践法门,若工夫到处,则万事皆安。如程颐所说:“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自宋明至今,对于工夫的研究络绎不绝,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工夫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了一大热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成果上都有诸多的突破,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问题。鉴于此,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承办的“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大学召开。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二十余篇。与会人员就儒家工夫概论、儒家工夫论与先秦思想、程朱理学工夫论、陆王心学工夫论、明清儒学工夫论、儒家工夫论与西方思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兹将会议学术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性自命出》的心性论和乐教美学

《性自命出》不但为先秦儒家心性论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来源,而且为先秦儒家美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文本。在人性论上,《性自命出》持当时流行的自然人性论。人性的本然材质在与外物的交接过程中化性为情并奠定心志,从而为后天的礼乐教化提供了可能。礼乐虽都出于情并作用于情,但礼教更多的是直接逼索心志,从而奠定心志,产生道德情感。而乐则能直入生命情感的本然深处而直接切近天性,在对自然、感性情感的感染、鬱陶、摩荡中使得心志、情思油然而动,从而自然、自觉地激发道德情感,最终成就美善圆融、身心和谐的君子人格。     

“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综述

正2016年10月22~23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侨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浙江省委党校、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儒家心性论总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宋明及港台新儒家心性论、早期儒家心性论与西方思想比较等议题展开了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孔子的心性学说结构

“是”与“应该”的矛盾是西方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这个问题在孔子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与西方道德哲学通常的感性、理性两分的情况不同,孔子心性之学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层面,由于多了仁性一个层面,“是”与“应该”之间就有了一个过渡性的桥梁,“是”本身就是“应该”,从而形成了孔子的心性之学的重要特色。     

朱子“去恶全善”思想的本体论与工夫论

朱子不仅把人性本善看成是儒家精神血脉的根本 ,而且还以气质的清浊及其对人性的遮蔽来解释“恶”的来源 ,从而为“去恶全善”提供了本体论和工夫论的根据。朱子主张“人心”每听命于“道心” ,实质就是工具理性必须服从于价值理性“去恶全善”的过程也就是“人心”觉醒为“道心” ,让价值理性的光辉照彻生命的过程。在朱子看来“善”为人或人类本有的心性真实 ,“恶”则是此心性真实在实现过程中受到阻碍的结果。但 ,心性本有真实的“善”只是潜在的本体论的“善” ,要使之变为现实的经验的“善”仍是十分艰难困苦的 ,所以一旦进入经验事实的层面 ,他就对道德理想能否真正实现充满了忧患 ,并反复强调本体论必须落实为相应的工夫论 ,才能完成道德生命实现的人类文化主题     

先秦儒家人性论谱系的历史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学界一般将先秦儒家人性论划分为性善论与性恶论,许多学者也将孔子人性论归为性善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出土,不但打开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维度,也使得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即孔孟之间的情性论浮出水面。性情论是七十子及后学所建构的人性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人性论。性情论由发挥孔子性情思想而来,又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性情论开始探索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演变,将会重构原始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谱系。     

知言与养气——儒家哲学话语之两轮

知言与养气作为儒家哲学的一对重要话语,肇端于先秦儒学,兴盛于宋明理学,转化于现代哲学。孔子视知言知人与内省反求为君子人格的必要内涵,孟子首次将知言养气作为一对儒学核心话语而提出,据此彰显了儒学仁智双彰之精神。宋明道学接续孟子,以知道、集义诠解知言、养气,突出了知言的工夫、境界义,强化了知言与养气的关系。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理性与直觉重新解读知言养气,因知言以论哲学新方法,据养气而发境界论新思,展现了儒家哲学理性与存养、认识与实践、工夫与境界两轮偕行的特色。故深化对知言养气的认识,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话语建设。     

《乐记》的儒学思想CSSCI

《乐记》初步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儒学的理欲观,强调了气对道德和风俗变化作用的德气论,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强调用歌乐来促进和培养德性、治心修身,形成了儒家的心性—乐教论。     

《乐记》的儒学思想

《乐记》初步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儒学的理欲观,强调了气对道德和风俗变化作用的德气论,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强调用歌乐来促进和培养德性、治心修身,形成了儒家的心性—乐教论。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性恶论改变中国

<正>两千多年前在中国进行过一场人性恶与人性善的大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也没有结束。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推崇人性善,性恶论被儒学的卫道士视为异端。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却是性恶论改变了中国。荀子是性恶论的首倡者,他与孟子同是儒家大师。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是错误的,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不仅严重障碍儒学发展,而且也使儒学脱离社会实践。孟子以人性善为基点,谈人生,谈治国,谈理想,教导人要尽心、知性、知天,保守人生来就有     

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钱穆对传统“性善论”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自孟子首倡“人性善”，历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与再论证。进入近现代，钱穆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开始大量运用历史思维、进化论思维来阐发“性善论”内涵，并从“平等”与“自由”两方面使传统的“性善论”命题同现代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了现实的生机；不仅如此，钱穆沿着传统的空间进路、时间进路、层次进路向前推进。并一反传统的从正面立论的方式，采取了反面推论的做法，即主要通过归谬法论证“性善论”的合理性。由此，钱穆就把主要从本体论、工夫论角度解读“性善论”的传统进路，转向到从认识论、价值论角度看待“性善论”；相应地，“人性善”的内涵也从原本的主要是说“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转成了说“人性应善”与“人性必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