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以《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

尊孟是有宋一代的社会风尚,孟学在宋代达到鼎盛。与宋代思想家大力张扬孟子"内圣"不同的是,宋臣积极致力于孟子"外王"事功的实践。孟子学说既是激发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涵育其基本政治素质的理论源泉,也是宋代士大夫坚持政治正义的思想灵魂,还是规谏和约束宋代帝王养成教育和立身处世的权威性依据。孟子仁政王道成为宋人经世治政的理想,他们将其作为推行内政的基本理念和应对边患的重要依据,以之评判和制衡现实政治,从而使孟子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伦理与政治之间--徐复观对孟子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

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为儒家的仁政或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据。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对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孟子的孝悌之道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此外,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还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主政治。     

孟子人性论中的唯物论因素

孟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仁政”、“王道”的政治理论和性善论的伦理思想。其中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孟子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孟子的性善论是先天道德观念论,是唯心主义的人性论。这一点,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对于孟子人性论在矛盾中所透露出的一些唯物论因素,人们则很少注意。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虽然在孟子对道德和人性的看法中所占比重甚小,但是当我们把孟子的人性论看作整个中国哲学史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时,就会发现它对后世则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下     

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辨析

在君主论、革命论、国家论方面,黄宗羲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存在很大差异。在君主论方面,黄宗羲以“职能”说突破了孟子的“天命”说;在革命论方面,黄宗羲在恢复孟子的“王朝革命”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去除了其“天命”色彩,揭示了“革命”的功利性一面,扩大了革命主体的范围;在国家论方面,黄宗羲根据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题。突破了“君国一体论”的框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具有相通因素,二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潮。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从“仁政”走向“义政”——孟子政治理念的内在转换与现代发展

孟子的"仁政"理念存在着固有缺陷:作为其心性基础的"恻隐之心"具有局限性;"仁政"忽视了伦理与政治的必要区分;其实现途径"得君行道"太具偶然性。因此,在当代社会发展儒家政治哲学,需要走出对"仁政"的迷恋,从而根据孟子"仁""义"并重的思想架构开出并走向"义政"。"义政"的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其聚焦点不在"善"而在"恶",即使人"不作恶"和"禁人为非"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从积极方面看,其实质在于规范人们对基本益品的取与。从"义"的视域思考儒家政治哲学,更易与权利、法治等观念接榫,也更具现实性。     

孟子引《书》与德性政治

《孟子》一书征引《尚书》计二十三条次,其中为孟子本人征引者凡二十条次。孟子引文与《尚书》原文的字句虽然往往相异,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孟子引《书》强调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指出政治领袖实现仁政之责任,表彰仁德政治,揭示儒家民主政治的天道、民意以及传统基础,肯定德性政治以刑辅仁、除恶安良的两面性,并对暴恶政治进行强烈批判。孟子引《书》所体现的德性政治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道贯古今,为人类政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或警诫。     

论孟子的社会变迁观

笔者认为,孟子思想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社会变迁是其社会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将孟子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的著名主张,斥为“历史循环论”、“英雄史观”。事实上,孟子的这两个著名主张,主要涉及到社会变迁的形式问题,并不是孟子社会变迁的全部内容。为深化对孟子社会论的认识,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孟子社会变迁的内容、原因、形式作一综合考察。     

丹青之信——早期《太平经》写本特色及其政治思想意蕴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是以赤色、青色为主色的缣素写本。"丹青之信"象征的是在君臣民社会体系中,施行仁政和教化的思想。君王施行仁政是道德仁三统之一,仁政主要是注重民生、减少刑罚,以民为本。教化主要是使臣民"孝、忠、顺",以孝为第一。《太平经》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述丹青之信,阐明君臣民在施行仁政和教化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以性善为根据的治国路径--从孟子性善论视角解读其仁政论思想

本文基于孟子性善论与仁政论的结构性关联,从性善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仁政学说在理论层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阐明了民本观念作为仁政学说核心思想的人性论根据;分析了仁政具体措施的性善论根基;探讨了王道方案过于理想化的人性论根源.     

明君之道——韩非君主论思想研究

韩非汲取和改造了老子之"道"理论,将之用于政治领域,借道释君,认为君是"道"在人间的体现,君主只有体道,才能成为明君圣主。他提出了明君之道的基本原则:三守、虚静自处、用人之长、不依仁义,并从反面对君主提出了告诫,期待有明君、圣主能采其言且行之。     

张载成性论及其哲理基础研究

本文基于<张载集>及集外佚书<孟子说>、<礼记说>等文献,从两个方面探察了张载的"成性"理论.第一,探究了作为张载成性论哲理基础的性论和人性论,包括性论和人性论的整体模式、结构层次、本末关系、人性善恶等问题.第二,考察了张载成性论的基本意涵,包括成性过程三个阶段的划分、各阶段的不同主体称谓、工夫形态以及成性目标等.作为结语,最后还评析了张载成性论对道学的哲理贡献和历史影响.     

“道治”的正当性及其悖论

"道治"理论的政治正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体虚无、"道"性"无为"所昭示的"虚己无为"、"以不治为至治"的治理理念;二是针对世俗"有为"政治所彰显出来的"柔弱"之治、"无知"之治、"少私寡欲"之治、素朴纯真之治和好静无事之治;三是治理目标上的"无不为"境界,核心是百姓"自为"。但"道治"也隐涵着三个基本的悖论:"蔽于天而不知人"、"蔽于道而无以论术"、"蔽于君(无为)而少论民(自为)"。     

庄子人生哲学辨正

先秦诸子百家中,大多偏重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探讨,唯独庄子思考的重心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家园。庄子生活在诸侯争雄称霸、各国战乱不休的战国年代。面对动荡的社会,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各国君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孟子之言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墨子那种苦行僧似的言行,也未曾见用于世。当时被君王所看重并采纳者,唯法家、兵家与纵横家之术,即司马迁所谓“以攻伐为…     

政治的去道德化努力——韩非对政治与道德关系之思考

在战争四起、社会动荡的诸子时代,政治的正当性与有效性是诸子无可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与儒家对于道德在政治治理与政治行为中之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表现出的泛道德化倾向不同,也与道家因对"道"的推崇与服膺而对政治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理解呈现为一种超道德化的立场不同,有鉴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及道德在政治运作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非的思想彰显了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理论建构之努力。当然,关于道德、习惯与法律,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们,并让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