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淮南子》人性论中儒、道融合的路径

《淮南子》中存在着儒、道两家的人性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作者通过寻找儒、道人性论中的相通点,试图把两家人性论融合为一体。这些相通点表现在:天人相通;重视心的作用;道家的“真”与儒家的“善”相通于“诚”,“诚”的概念既有“真”义,又有“善”义,体现了儒、道人性论的融合;儒、道都重视人的精神或道德生活,否定或贬斥物欲功利,反对纵欲任情。     

孟子对“善”观念的改造与重建

孟子将"善"纳入人性论,通过明确人本原的自发的道德倾向,"性善"成了道德所以可能的基础。在"性善"观念中,"善"的含义就是"道德善",它是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道德的表达,因此道德的含义就是人自然的道德倾向与人类"共同善"之间的统一。以"向善"的共同趋向为基础,人类的"基本善"就是一种实存的价值,"公义"也因此成为可能。基于此,建立一个"善的"人间秩序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中政教关系的理解,应摆脱20世纪以来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与知识化路径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离/合一等论说的格局缺陷。"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国的文明安排中政治与学教持有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秩序,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维持结构,同时二者之间经由不同的秩序力量得以表达,其间有功能和机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形成的文教是一种公共道理意义上的根本精神模式,既非西方文明语境中的宗教,也不是与现代"主义"政治配套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这一理性化形式。政教相维制体现出儒家思考秩序构成的独到精神。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康有为的人性论与三世说

康有为继承了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要点:性情理论、王教与善的关系。他以脱胎于性情理论的魂魄框架为基础,分判了孟、荀的优劣,并将两者整合为孔子法,从而形成了一套分析不同人性因素与政教方式、社会环境的政治哲学框架。从"人为天生"的德性维度出发,王教的使命是普遍的成全人性,康有为进而将该观念带入孔子法中,完成了从性恶法到性善法的上升,人性亦随文明进化而得到成全。因此,人性论可说是康有为三世说的脉络之一,亦是一种对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     

心理学中的人性论问题

"人性",是指人所普遍具有的属性;"人性论",是指关于人性的理论、观点。心理学中研究人性论存在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论人性;二是从生命初始便具有的本来能力或欲望论人性。人性论对于心理学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作为心理学的前提假设,决定着心理学理论的方向;另一方面,由于人性论的差异,导致心理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不同,甚至分裂。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道禅对儒家美学的冲击

中国早期的美学,以教化为其基本品格。远在孔孟以前,古代的政治家和宫廷的教师们已经将礼教和乐教作为贵族弟子的基本教育系统地予以实施并且颇获成就。礼乐文化或史官文化是一个连续的、在积累中前进的文化。原始儒家也不能例外,自称“吾从周”的孔子只是接着商周两代将其礼乐文化提炼、进升为儒家哲学和教育学,美学是渗透在两者之中的。孟子的美学以其养浩然之气的人格而显得极有个性,但其总的方向还是与礼乐文化的善的目标和儒家的救世主义全然一致,也是在传统中的革新。苟子讲到礼乐,这样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     

庄子朴论探析

朴是庄子哲学研究中比较受忽视的一个概念。庄子在多处围绕着朴展开言说,内涵深刻,层次丰富:在本体论上,庄子强调宇宙万物之原始本初的真,以朴真来观物得道;在人性论上,庄子关注人性之纯朴本然的善,以朴善来探究人性,体现出与儒家人性论很不一样的特色;在美学上,庄子追求自然本色的美,以朴美来表达个体心灵和人生审美感受的最高境界。庄子之朴,是其观物得道、论人审美的重要支点,也是一个连接和沟通真、善、美,从而融三者于一身的重要概念。     

大身是谓同善——儒家博爱观念的彰显

"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同善"结合"兼所爱",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大身"基于自我的扩充,"同善"则体现为人际的关爱。仁既是个体的美德,也是天道之善的生生流行。以生生论仁善,讲仁者生也,是宋明诸儒将孔孟的仁说与《易传》的生生之善贯通起来的结果。生生和仁爱不仅需要客观性的支撑,也需要主观性的自觉,基点在一心与众心的同一,并在实践中为走向"同善"的慈善救助提供方便路径。"同善会"在明代后期出现,与明中叶以后心学的流行并吸纳气学的因素密切关联。人间的善行借助了天人感应的逻辑,以为最终能导致家给人足的太平美景。     

道、法人性论之维的现代审视

比起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不是非常典型。一谈到人性论,人们多想到人性善或人性恶,学术界也多以儒家的人性善恶为参照,以超人性善恶和人性恶界定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进一步看,这种说法未能揭示出道家、法家人性论的内在特点,忽视了人性论的多维性。人性是复杂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是多维的。那么,相对于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应该如何揭示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不同维度?通过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比较,是否有助于揭示道、法人性论的不同维度?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为当代的人学研究提供参考。一、人性问题的先…     

天人合德:性善与成人

自西周时期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这一思想模式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儒家学说的人性论、人生观、社会观以及道德修养工夫论等的基础。因为人禀受了"天地之中"或"五行之秀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性善"的思想也滥觞于其中。孔、孟、荀的人性论都是以"天地之生,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为先决条件,同时他们也都强调了人之后天"学以成人"的重要性。因而,儒家无不重视个人修身和社会教化,以期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道德境界。     

先秦儒家人文精神视野中的孔子音乐观

先秦儒家人文精神在表层语法结构上可以概括为伦理学和美学两个向度,体现在孔子的音乐观上就是"礼乐"二字.其深层精神结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道德化.音乐化生活观念.     

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总纲",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三纲"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对儒家思想的传承

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经历了私塾、义学、新式教育三个不同的阶段,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儒家思想的传承是一脉相承的。马来西亚华人以集资兴学办校的方式继承"崇文重教"的传统,承担起"作育英才"的使命,实践"有教无类"的理念,诠释并灌输"礼义廉耻""明德至善""自强不息""敬业乐群"等儒家思想。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办校兴学和传承儒家思想,关键在于这是他们漂泊心灵的安顿之处,也是他们生活创业的精神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