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交”:墨家“兼爱”思想新探——兼与儒家“仁爱”思想比较

“兼爱”是墨学的核心与基础，平等与交互是兼爱思想的两大支柱。墨家对“交”的强调意在描绘一种交互式的群体结构，“兼爱”不表现为“反求诸己”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必须在群体交往中才能体现出并被遵循的行为准则。墨家“兼爱”旨在建立外向平等秩序，个体与他人及群体在交互社会中密切关联，人己互动塑造着个体行为的边界。儒家“仁爱”思想包含深刻的平等思想，不能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笼统地归结为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只有通过对实现平等之爱的不同路径的反思才能达到对儒墨差异的深刻认识。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差等之爱”与“博爱”

由于孟子对墨子"兼爱"的批评,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是讲"爱有差等"的,而既谓"爱有差等"即不是"博爱"。然如果儒家不讲博爱,则"泛爱众"之义为虚设,"博爱之谓仁"为无稽。本文鉴别出了"差等之爱"的二重内涵,提出了全新诠释,且认为在"恕"的意义上,"差等之爱"即是"仁"的不同实践境界,是通达于"博爱"的根本途径。"差等之爱"的最终境界,即是无限宏大的博爱境界。     

论儒家仁孝关系的内在逻辑

儒家对仁孝关系的理论设定,秉持仁孝一体的思考方式与逻辑路向,把仁爱建立在血亲之爱的基础之上,仁的本然之源内在于每个人的爱亲之心,从而寻找到了仁的先验理据。孝既是仁的原点,"施由亲始",由爱亲扩大至广大地域的人际关系,进而将仁爱之心扩大到爱一切事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仁爱思想于是具有了普遍意义。并以理一分殊与体用关系来进一步阐释了仁孝之间的内在关联。从仁孝关系来思考美丽中国构建,根据儒家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致思理路,孝与血亲之爱可以构建家庭和谐之美、由亲亲而仁民可以构建社会和谐之美,由仁民而爱物可以构建生态和谐之美。儒家仁孝关系的理论从先天赋予人的爱心出发,把家庭、社会与生态之美有机地融合起来,构成了人我一体与人物共生的伦理图景。     

儒家德政思想的理论逻辑

正自孔孟肇始,如何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成为儒学致力探讨的一大主题,并形成了儒家特有的"德政"思想。传统儒家德政思想内涵丰富,对"谁来执政"(君子群体与圣王)、"如何执政"(为政以德)、"执政状态"("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圣王气象)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回答。"性善论"作为一种美好的"人性期待",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儒学对"人性"问题的总的立场以及对"人性"发展的理想期待是"善",     

论儒家礼教思想的永恒价值——以“男女授受不亲”为例

儒家礼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于效法天地自然和尊重人情现实,强调圣凡区别等社会常识。在此思想指导下,儒家构建了包括"男女授受不亲"在内的人伦规范以防止人堕落为禽兽、人类社会堕落为禽兽世界。现代思想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忽略了儒家礼教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以思想上的虚构和想象的图景来代替常识,不但不得要领,并且也有使人类堕落为禽兽世界的危险。只要天地自然和人情现实不发生改变,圣凡区别永远存在,那么儒家礼教精神也就具有永恒之价值。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康有为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

在康有为的人性论中,《孟子微》具有独特价值。《孟子微》中的人性思想成熟而深入,并包含对性善论的三维阐释:一是在三世说的视野中将性善称为"太平之基",二是在人类品性的差等视野中把性善视为"为上根人语",三是在生命个体的构造视野中认性善为"以魂统魄"。康有为还创造性地以"性善"为"平世之法",并将"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观念与之凑泊。这种立足于儒家心性论而展开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尽精微"不足,却在"致广大"的层面蕴示着儒学发展的未来。     

批判的前提——回邓晓芒教授

"批判"是在理解"何以可能"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其中,首先要阐明文本的各种意义.传统儒家伦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应付生活环境的文化系统,有着深刻的超越精神和人性内容,不能仅简化为诸如"报恩"一类的感情."情理"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的人性内涵的一种准确概括,而今仍有不可否认的普遍意义,对之做逻辑分析时应说明结论的限制性.     

我的“格物”

"儒学"一词可能意指两种内容,即"儒家哲学"和"国家儒术"。对于现今中国乃至世界,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儒家哲学"以孟子的学说为核心。它强调认知、情感和意动的心灵簇,鼓励人们关注家庭爱及其社会扩展,同时也为研究仁爱、安心、关怀、苦痛、移情等世界性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学理内容和积极的思考向度。就此而言,"儒家哲学"这一古老的观念无疑具有新的生命。中美学者不仅可以在这一课题上展开合作,而且他们的合作必定富于成果。     

“超凡入圣”与“即凡而圣”——儒家“圣人”观念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反思

"圣人"观念在现代社会看似已不合时宜,但在传统儒学中却不可或缺。儒学本身是一套以希圣、成圣为精神追求的完整学问。在儒学的发展中,圣人观念有治统化和心性化两个层面的偏向,而治统化的圣人观逐渐淡化,转以心性的成就作为对圣人的主要规定。儒家的圣人观念大体上可以说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人性与圣性的统一,循理与自由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体与全体的统一。其在历史中呈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通俗的趋向,圣人之德从殊德转为总德,从绝德变为通德。儒家圣人观蕴含了儒家式的古典平等、自由观念,对人生和世俗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功能。圣人之旧德蕴含了沟通现代新德的可能,且别具优越的特质,对现代社会和人生可有其价值理想方面的贡献。     

兼爱、博爱、一气与一理

兼爱或博爱自先秦、汉唐到宋明,一直为儒家自身所主张并为儒家经学的主流性见解,并不专属于墨家。孟子的激愤斥责,并不妨碍他也有容忍兼爱的一面,普遍之爱与差等的社会可以相容。自古忠孝不两全,无父无君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真实选择。儒家的仁爱不仅有差等之爱,更有大仁大爱,即博爱或兼爱。从张载的兼爱到程朱的理一分殊,不论从一气还是一理出发,全天下只有一家人,血缘的鸿沟已经被跨越,儒家仁爱也因此有了更广博的蕴涵。     

礼乐的没落与重光——追寻儒家和谐秩序的生命韵律

先秦儒家把人理解为一种追求将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圆融无碍的德性的生命存在,而能够在整体上涵容和实现这一生命精神的是礼乐,其中乐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自然的心灵秩序,礼的作用在于建立一种伦理的行为规范。德性生命的自我圆成需要"致礼乐之道",礼乐之道是在礼乐文化—礼乐生活—礼乐政治的思想逻辑中展开的,因而礼乐精神的现代重光也需要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中作整体的思考。     

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发微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以贯通。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易传》三才之道中的生态意涵——一项基于比较环境伦理学的省察

在比较哲学的意义上对《易传》三才之道所内蕴的生态思想作出一项环境伦理学省察,可以为解决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瓶颈与实践困境提供一种思想指引。《易传》所彰显的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表征的、作为过程性与目的性存有的"自然"可以为深生态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提供一种可能向度;《易传》所强调的以"继善成性"为依据的德性主体的责任担当可以为深生态学的自我观提供一种德性伦理说明;而以"感而遂通"为基础的"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的内在统一可以为深生态学在内在价值方面所遭受的理论质疑提供一种较为合理的化解之道。     

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材质和能力等内容。荀子的人性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这是对"生之谓性"古义的继承;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这是关注人性消极的层面(欲)的结果;其三,人性向善是荀子对儒家基本立场的坚守,包括人性应该向善、愿意向善、能够向善等内容,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的人性学说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诠释荀子的人性学说时,首先要注重其层次性,其次要处理好文本上的"矛盾",再次要跳出以孟判荀的窠臼,最后要掌握好诠释的度。     

爱物何以可能——朱熹的生态伦理观探析

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仁爱之情。     

心性与社会批判——从徐复观看现代儒家社会批判理论的建立及局限

在现代儒家中,徐复观不同于其他儒者之处在于,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态度和对儒家理想的执着的卫道精神交织在一起。如何分析儒家心性之学和儒家批判精神的内在关联,关涉到现代儒家社会批判理论能否真正建立起来。本文以徐复观为例,对此作一点批判性的分析。一、现代性:儒家社会批判理论的提出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理论形态,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维度。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现代性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成为了关注与批判的对象。现代性问题不是中国本土的社会肌体和文化脉络中的自然之物,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必然遭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