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浅析

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地藏信仰，经历了从贵族到庶民、从中央大寺院到地方寺院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广泛传播后，逐渐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一直影响至今。地藏信仰是中日两国间构建新时代文化认同的资源之一。通过考察日本早期相关地藏经疏及地藏造像的流布情况，从地藏信仰的传播主体、受众情况及社会功能等方面总结日本奈良、平安前期的地藏信仰特点，不仅有助于准确了解日本早期地藏信仰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国民感情，有效促进中日两国间建构新时代的文化认同，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南宋时期四川的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130余则四川故事是研究南宋四川地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从中可见四川民众丰富的信仰世界与信仰行为.官员、士人、手工业者、术士等在民间信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共同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扩大了神祗队伍,拓展了信仰的地域,协调了地方信仰与国家信仰互动,促进了部分神祗走出四川、走向全国.南宋四川民间信仰的盛行,与四川的军事、教育、宗教及民间巫风传统密切相关,四川独特的地域环境亦不可忽视.     

金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

金代山西地区佛教寺院众多,影响此期山西地区佛教寺院分布的因素很多,具体说来,包括社会政治环境与民众信仰需要、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金代山西地区寺院分布呈多点状等特点。通过分析山西地区这一时期的佛寺分布及其影响,可以加深对金代佛教的认识。     

杭州碑林里的道教石刻

正杭州碑林中现存与道教相关的石刻约十余通,承载内容细微丰富,是研究杭州道教历史及当时当地民众信仰习俗的宝贵资料。杭州碑林位于杭州孔庙,为浙江省最大的石刻博物馆,保存有唐代至清末的500多通碑刻。这些碑刻有相当部分与宗教相关,是杭州历史上宗教鼎盛,且多宗教长期共存共荣的明证。杭州碑林中现存与道教相关的石刻     

唐宋时期民众的佛教神灵信仰——以石刻、造像为中心

大致来说,就信仰群体而言,佛教的中国化既包括在王公贵族、中上层僧侣、知识分子等精英层面的中国化,也包括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上的中国化。相对于精英阶层的佛教中国化,民众的佛教信仰及其修行从一个更加宽广、细腻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繁荣的唐宋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石刻和古代文献为资料,考察唐宋时代民众的神灵信仰,以此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佛教中国化的认识。     

安多藏区关公信仰研究

关公———一个象征政治实体、皇权的符号,在藏传佛教文化占据主导的安多藏区演化为个人的保护神、村落甚至寺院护法神灵。伴随时代变迁,个体行为和信仰理念实践将一个全国性意义的符号地方化为跨区域的崇拜对象。安多藏区关公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冲破了藏文化区域的园囿,通过藏汉民众的想象、理解建构起来,神和人之间产生深层链接,直至今日并未中断。本文呈现了安多藏区关公信仰的历史过程,描述了安多藏区关公祭祀仪式,探讨了安多藏区关公信仰的文化特征。     

变迁与认同: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湘西白帝天王信仰

白帝天王是清代以来湘西及周边地区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其起源于古代巴人,经北宋以来作为地方权势的杨氏家族改造而获得称谓,又经元代土司权威强化而深入地方.明中后期,该信仰在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总体环境下,随着杨氏等家族的族群身份建构而与杨家将发生关系.具有上述特征的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初基本上完成了其演变过程.从区域社会史视角来看,该信仰流变是一定区域历史发展脉络下的独特表现,折射出宋、元、明以来湘西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

明代佛教方志是研究民间信仰佛教化的一个重要资料宝库。本文通过大量明代佛教方志的记载,探讨了明代寺院供奉民间俗神的种类、空间分布,分析了明代佛教寺院僧众从内心上接受民间俗神的真正原因。明代是民间信仰与中国佛教完全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段,对清代、民国以至现当代民间信仰与佛教寺院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土谷神信仰的几点认识

正苏州工业园区地处苏州古城区东部,是苏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园区建区才几十年,但是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已经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和生存。与其他江南地区一样,苏州工业园区百姓的信仰同属于太湖流域信仰的范围。这里的民众,除了信仰传统的道教神明,还信仰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本地神明。这些神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其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不小的影响。土谷神信仰便是园区百姓信仰的本地神明之一。土谷神和其他神一样,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一种精神寄托。但土谷神之于民众,似乎与其他神比起来显得更为重要,这主要是与百姓赋予土地神的职能有关。     

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

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分析,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闻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论桂西岑大将军信仰的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

岑大将军的原型是元代土官岑世兴,对他的信仰最初来自土司家族的祖先崇拜,后来经过神化与普世化成为地方性的神祇。岑大将军信仰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改造,形成地方民众自己心目中不同的将军形象,从而产生了众多的次生形态。但就实际而言,岑大将军信仰无论其原生形态或次生形态都反映了土司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     

藏传佛教宁玛派密修殿的存在形式探析

<正>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传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浓缩地体现了藏传佛教的价值观念,也积淀着藏族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藏族信众时常到寺院顶礼朝拜、转经念咒等,已成为藏族信众传承千年的宗教行为。从藏族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来分析,藏传佛教寺院既是藏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藏族精英和知识分子集聚的场所,同时是藏族群众顶礼的地方,与藏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藏传佛教寺院与藏族民众的互动,     

试论净土信仰与大足石刻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净土信仰在大足石刻发展历程上的作用。以唐宋时期大足石刻的造像为例,说明净土信仰为大足石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充足的精神动力,其发展历程无不与净土信仰息息相关。     

正确引导民间信仰，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对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民众民间信仰的调查与思考

民间信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正确处理好民间信仰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事。要正确处理好民间信仰问题,首先必须对民间信仰的现状有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为此,我们到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进行了专门调查。一、北盛镇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这次调查我们主要对民间信仰的基本类型、民间信仰者的关系及组织状况、民众参加民间信仰的活动情况、民众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目的、民众在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方面的开支、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结构式问卷和走访调     

唐宋宗教财产性案件的司法处置

唐宋时期,中国化佛教允许寺院积蓄财产,寺院经济规模庞大,宗教财产形态众多,来源广泛。寺院商业化、僧团管理失效、"不立文字"的禅宗兴起与戒律的宽松化使僧人与俗世越发接近,大量财产纠纷由此产生,财产性犯罪也随之出现。由唐入宋,寺院自治权被削弱,官府逐步获得财产性纠纷管辖权。官府对宗教财产性案件的司法处置,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严格依法裁判与情理法综合考量两种司法风格的并立。南宋名公们的司法论证既有情感铺陈,又有道德批判,更兼阐明法意,充分体现了国法与情理相为表里,共同服务于息讼的司法目标。特殊性体现在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官员,思想上有排佛倾向,反感空门广积余财,又出于地方施政的考虑,敢于通过越法裁判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官府财用。中央政府和民众对此持宽容态度,甚至鼓励这种越法。     

当代后藏农区的宗教实践:以日喀则白朗县例

本文以日喀则白朗县境内主要寺院僧团及平民宗教实践的现状为例,以由下至上的视角,规避中国—西藏之对立、国家—社会之对立这一通常被简单重合的逻辑,以僧众及平民的宗教生活体验、社群与宗教及与当下生活的对话等为研究路径,试图探讨"藏传佛教在当代西藏的生存"这一命题。僧团寺院生活的变迁,寺院经济的建构,俗众信仰实践的情态,关于藏传佛教之未来走向在地方语境下的探讨等,将是本文关涉的问题。     

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以《金陵梵刹志》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刹志》讨论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地理分布、寺院等级状况,以及前述两要素对寺院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南京地区大寺、次大寺的寺产基本上远离本寺,管理不易。在葛氏的规划下,当时其寺产分配为"公产"与"禅堂"两部分,分别供应学问僧和应付僧。中、小寺院寺产构成的差异主要源于都城和乡村地理位置的差异。此外,各等级寺院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所发展,下院与别院之关系的出现为低等级寺院解决经济和管理的困境提供了新途径。最后,以葛寅亮清理南京寺产的事件为切入点,讨论在管理寺院这一公共空间过程中,官方力量与地方士绅的冲突。     

明清民俗佛教现象探析——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

从"僧人的佛教"角度,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说明明清以来佛教的寺院功能及其僧人角色、职志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民众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佛教寺院、僧团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成其为名副其实的"民俗的"佛教。其典型的表现特征有三:一是寺祠不分家,兼祀三教诸神;二是僧人住持祠庙,模糊宗教角色;三是僧人兼做红白佛事等俗务。郑群辉,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水神萧公信仰的形成与地域扩展

萧公信仰肇迹于江西新淦大洋洲,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历史上萧公信仰的形成与新淦的自然环境、萧氏宗族密切相关。明代萧公神在与国家、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中获得两次国家加封赐号,使自身演变为国家正统神灵。伴随着萧公神地位的不断提高,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萧公信仰开始对外传播,地域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萧公神成为民众广泛奉祀于江河湖泊的一位水神。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依据文献来分析,从元朝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开始,之后明清至今,兴建有蒙古僧众为主的寺院,如菩萨顶、罗睺寺、镇海寺、瑞应寺等。着重对忽必烈和八思巴与五台山的关系;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与五台山的关系;宗喀巴大师与文殊菩萨、大威德金刚的关系;五台山瑞应寺与察汗殿齐呼图克图的殊胜关系,以及五台山其他蒙古僧众为主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