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巴楚巫文化的湘西苗族服饰纹样研究

湘西苗族服饰在巴楚巫文化的影响下,其服饰纹样构成形式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通过实地考察湘西苗族服饰,旨在分析湘西苗族服饰纹样所表达的审美情趣、宗教信仰和寄予的精神向往。剖析其文化内涵,为湘西苗族服饰纹样的再创新设计做进一步的探索。     

苗族巴岱信仰中“杀茅人”仪式符号解析——兼论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的适应与改造

"杀茅人"出现在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式中,是湘西苗族巴岱信仰中较为常见的仪式符号。飞山神在湘西苗区的分布,从腊尔山台地之下逐渐向台地之上渗透,总体呈渐弱趋势。湘西苗族接受了飞山信仰,使之成为苗族巴岱信仰客教之一部分。湘西苗族对飞山神神性的理解所呈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以及湘西苗族飞山神与白帝天王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映射出飞山信仰作为外来信仰在湘西苗区流布过程中所遭遇的冲突、适应与改造,这是区域社会差异在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湘西苗族飞山信仰仪轨中"杀茅人"仪式符号即是对巴岱信仰仪式符号的借用,是飞山信仰在湘西苗区适应与改造的直接结果。     

旅游产业中民族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以湘西苗绣为例

在旅游产业中湘西苗绣作为苗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在经历了国家主导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后,在商业利益的追逐中迷失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旅游文化生态建设中,传统手工艺价值观出现回归思潮,苗族人积极寻求湘西苗绣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中,重建民族文化认同。     

象征符号与结构：湘西苗族巴岱雄“过法”仪式的人类学解读

湘西苗族巴岱雄"过法"仪式是师父为徒弟安置法坛、"送兵传法"的传渡仪式。通过对凤凰县勾良村巴岱雄吴金龙"过法"仪式的田野考察,可以发现:"过法"仪式主要由以"沟通祖先"为内核的支配性象征符号和以"送兵传法"为目的的工具性象征符号构成;从仪式结构来看,"过法"仪式是一场对"泛祖先"献祭的仪式展演,体现了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的深厚内涵和丰富表征。     

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意义——以湘西山江毛都塘村田野调查为例

苗族民间信仰历史悠久,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征明显。以酬神还愿为目的的杀猪相关法事是东部方言区苗族举办的最普遍的家庭祭祖仪式。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认为,杀猪仪式分为请神、酬神、送神三个阶段;整个仪式过程体现出苗族祭司巴岱雄的"中心"地位以及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同时也反映出苗族成员追求社区和谐的心理素质。对东部方言区苗族杀猪还愿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苗族传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     

略论佛教与儒道的互补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而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外来的佛教文化是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融而为一的?其融合的基点是什么?根本契机何在?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质。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够通过中国化的过程而在中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与儒、道一同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需要与佛教本身具有较高的思辨性等特点之外,与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也密切相关。     

浅析湘西巫傩舞的艺术审美

在我国漫长的舞蹈历史中，巫傩舞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民俗、艺术和宗教集合形式下的文化形态，对我国经济、文化思想以及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湘西巫傩舞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着手，通过视觉的角度进行切入，在湘西巫傩舞视觉与形态审美方面进行着重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表演者的服饰特点、体态动律以及巫傩面具方面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从而展示本源的巫傩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精神。     

“巴岱”信仰神龛设置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考察——以腊尔山苗族为例

"固守"与"调适"是腊尔山苗族"巴岱"信仰神龛设置及其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两个样态。一方面通过神龛的设置严格恪守古老的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传统,使"苗族"区别于"他族",并确证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区分,使苗姓的实际存在不受汉姓的干扰,并确保这种区分不被遗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信仰内部固有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神龛的设置发生了适度的"调适",出现了"有限度"的回应。     

腊尔山苗族祭坛“炯”的空间分布及文化内涵探讨

腊尔山苗族祭坛"炯"的数量多,空间分布密集度高,以村为单位遍及腊尔山苗区。围绕祭坛"炯",腊尔山苗族形成了一系列的祭祀文化现象,其相关的仪式过程、组织体系、功能特征十分鲜明,并衍生出一系列有关"炯"的神灵观、神性观、神迹观。祭坛"炯"是腊尔山苗族自然信仰与祖先信仰相结合的原始宗教承载形式,披着山神崇拜的外衣,实质上是祖先崇拜的隐蔽形式。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讨论会召开

1990年8月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召开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来自南方九个省区,包括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白族、彝族、壮族、回族、汉族的学者7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中心,与会同志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民族文化与宗教、风俗习惯有的代表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以祖先崇拜为特点,注重天命     

儒、道、释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影响的异同

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文主要先通过具体的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分别研究儒、道、释三家各自对中国画的影响的不同之处,进而综合分析儒、释、道对中国绘画艺术影响的异同。     

碑刻所见瑶光苗族神树崇拜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瑶光村的倒插枫树,是远近闻名的神树,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神树下保留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两通祭拜神树的碑文,是苗族对神树崇拜的"自我"表述,为我们研究苗族树崇拜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从碑文看,瑶光神树的"神奇",表现在来历神奇、外形奇特和树神显灵等方面。瑶光苗族所祭拜的枫树是枫木神、龙神、岩神和祖先神等多种神的化身,即瑶光苗族的树崇拜包括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不过,在各种神的祭祀中,瑶光苗族以祖先崇拜为最终目的。瑶光苗族以枫树为图腾,通过祭拜神树,发挥敬宗崇祖、文化认同和生态保护的社会功能。     

苗族礼俗中体现的道德观念

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共有人口500多万。主要分布在以沅江流域为中心的湘、黔、川、鄂、桂等五省区,其中黔东南、湘西和川黔滇毗邻地带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区,余者为大杂居小聚居状态。苗族具气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作为这个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俗,就是体现苗族人民道德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尊老爱幼,团结和睦的高贵品质。这主要体现在家庭关系上,苗家人晚辈对长辈起十分尊敬的。“初会时言信行敬,态度雍容,和悦为先,并尊称之。行要立定,坐要起立,目要平视,手要放下”(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62页,湖南     

湘西苗族“仇滚伽”仪式灵魂观念及其功能解析

湘西苗族"仇滚伽"仪式是湘西苗族人"善终者祭""凶死者恶"灵魂观念的生动展演与直观体现。湘西苗族社会广泛流传着的"三魂说",正是基于"善终者祭"灵魂观念对"滚汝"的进一步细分,与"凶死者恶"灵魂观念无直接联系,也并不适用于对非正常死亡者的"滚伽"的划分。湘西苗族人"善终者祭""凶死者恶"的灵魂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非正常死亡现象带来的个人悲痛与群体焦虑,有助于湘西苗族尊重生命自然生长规律、敬畏生命的民族精神的形成。     

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彝族宗教信仰

彝族原始宗教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土主崇拜,它除了具有原生型的巫文化特点外,还吸收了大量儒释道文化元素,形成了巫释道合流的宗教信仰,即彝族民间信仰与汉族民间信仰的载体同时存在,具体表现为土主崇拜与儒释道三教的融摄,在信仰民间巫鬼的同时,还信奉儒释道三教,呈现出多元宗教并存相融的文化现象.     

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中儒、道、释的交融

隋唐奉行儒、道、释并立共宏的政策,孙思邀有机地吸收了三家思想,择优汰劣,使之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并以高明的智慧改造及妙用儒、道、释的有关理论.着重从儒、道、释思想交融的角度,在退居养志与救世济民、追求长寿与不慕神仙、不杀生与人为贵等方面探析了孙思邀的医学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官德的反巫传统

中国无神论思想史中保存了当官戒巫理论的中国古代官德一种反巫传统。宋人吕本中《官箴》正式提倡:“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以清心省事为本。”当官者为政,坚决不信巫、不尚巫、不师巫,坚决不与巫接触。明人吕坤《治道》明确提出:“禁邪     

东部方言区山江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调查

“跳仙”是东部方言区苗族民间一种古老的信仰仪式,在苗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传统社会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湘西苗族地区由仙娘主持的“跳仙”仪式仍然保持着相对完好的原初样貌,承载着内涵丰厚的社会文化意义.     

2011年中国首届儒释道传统文化智慧发展高峰论坛在五台山举行

2011年中国首届儒释道传统文化智慧发展高峰论坛于5月22—23日在五台山举行,全国儒释道三界专家、学者近200人共聚一堂,就“儒佛道文化与和谐社会稳定发展”的主题进行了探讨。     

宋初文化政策与儒佛道之关系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为了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重整封建伦常,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具体到文化学术上,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儒、佛、道关系的问题。本文选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为背景,运用大量的史实,对宋初三帝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对儒、佛、道的关照程度也不置一等,其中儒家处于首要地位,佛、道二教又分别次之。同时指出,宋初对儒、佛、道的鼓励和扶植并不等于是任其姿肆,而是以不妨碍封建国家的统治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