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鬼神观新论

墨家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同,墨家吸收了殷商重鬼神的文化传统,认为鬼神实有、鬼神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墨家的鬼神观体现了墨家对良性治理之道的追问,鬼神具有明知能力,可以赏善罚恶,鬼神是实现墨家"义政"的保障。墨家的鬼神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向,由传统强调鬼神的宗教功能慢慢转变为强调鬼神的政治功能,统治者要尊天敬鬼,要善待百姓,才能得到鬼神之福、人民之亲。可以说,敬畏鬼神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秩序。同时,墨家的鬼神观也依然具有道德内涵与宗教内涵,人们要敬畏鬼神,重视祭祀。不过,墨家对鬼神观念的政治功能化解释中,鬼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也被政治功能化解释慢慢消解。     

慧能信仰与地域祭祀共同体建构的人类学考察——广东新兴县“六祖轮斋”的个案研究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广东新兴县梭榔七乡六祖轮斋习俗为例,探讨习俗仪式背后的信仰共同体的形塑与村庄联结过程。民间社会以禅宗六祖慧能作为信奉对象,形成特定的祭祀活动与供奉规则,构成相对独立的祭祀范围。随着六祖信仰的传播,不断有村庄借助历史记忆建构人神之间的契约关系,合法加入供奉慧能的轮斋圈。为了满足民间祭祀需要,出现了"坐坛"与"巡游"的神像分工,并延展出相应的内外祭祀圈层。轮斋圈层的建立联结了不同的村寨人群,促成新的地域共同体的整合。     

敖包祭祀：从民间信仰到民间文化

本文通过对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着重对祭祀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仪式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探讨敖包官祭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如何完成意义演变与价值重构，旨在说明仪式及其意义通过祭祀过程所构筑的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来表达。敖包官祭作为一种象征，通过民众的参与，完成了从神圣秩序到世俗秩序的转换，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了敖包祭祀的文化价值。 王伟，鄂温克族，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程恭让，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     

暗斋学派的圣贤崇拜与祭孔实践

儒学在日本存在偶像崇拜,具有神圣向度。日本暗斋学派积极实践祭孔仪式,他们的孔子观、道统观与祭祀观决定了祭孔实践的特色。其中,"孔子非王"论避免了孔子崇拜与日本神皇崇拜可能发生的矛盾;以道统传承为己任的信念促成了本学派先师的入祀;对祭祀"存气"及"报本"意义的重视使得仪式得以长期存续。对暗斋派儒者来讲,圣贤崇拜与祭孔实践代表了学派的自我认同以及作为"师儒"的安身立命之道,体现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系统在儒者的生活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弥撒礼仪简介

上次讲了领圣体圣血前的部分,即天主经、擘饼、体血混合和和平亲吻礼,作为领圣体圣血前的准备阶段就基本结束了。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圣体和圣血的部分以及领圣体圣血以后的部分,直到弥撒的结束式为止。现在讲恭领圣体圣血的问题。根据祭祀的意义来看,弥撒圣祭的性质是一种感恩祭,作为这种圣祭的祭品即吾主耶稣的圣体圣血,是应当由主祭和辅祭人以及参与这一圣祭的众教友来领受的。因此领圣     

藏传佛教音乐的缘起与发展

藏族原始信仰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因此有了图腾崇拜、动物崇拜、山神崇拜等自然崇拜和"煨桑烟祭"等祭祀习俗。本教兴起之后,一方面把过去的信仰纳入到自己的观念系统,同时又提出了作为本教哲学思想的相应教义理论,认为世界的构成分为天上、地上、地下"三界",人处于"三界"的中间,因此有了"上祭天神、中兴人宅、下震鬼神"的教义仪轨。佛     

绵延不绝话烧香

正烧香的历史自从人类学会了用火,在燃烧各种草木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中有些香气能驱除秽邪,让人宁静舒畅,此后,这些特殊的香料就被用在一些隆重的祭祀仪式上,开始人们只是烧原始的香木,后来就学会了加工香料。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就焚烧木头和树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恶魔。古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玛雅、秘鲁、犹太人的宗教祭祀中都有焚香仪式。基督教会于公元4世纪也开始在圣餐礼上焚香。从有文字的史料来看,中国     

先秦诗、礼中的琴乐试探

回顾儒家文献中的古代乐仪,禘祭宗庙之乐常以琴瑟合奏,以其"声之轻清者",合咏歌之声。由这一历史场景,结合周秦制度与礼俗,在举行祭祀时演奏古琴,最初并非单纯被看作艺术审美的对象,而是人们缅怀先人、与祖先神灵进行沟通的媒介,所奏乐曲有着娱神的功能。中古以降,伴随着古代祭祀活动中一系列仪式化过程,虽然"礼治"与"乐教"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或理想,其现实影响已十分有限,但从礼、乐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所提倡的礼乐观念却成为人们理解、评价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立场。体现在琴学领域,由祭祀之乐到教化之乐,从人们赋予琴乐的文化内涵,探讨古琴的音乐美学与发展历程,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演绎着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台湾邵人祖灵祭的民族学考察

祖灵祭是台湾省邵人社会重要的仪式活动。笔者在台湾中部南投县日月村田野考察邵人农历八月的祖灵祭。历时一个月的祖灵祭仪式由颇具南岛民族特色的杵音召唤祖灵,祭祀象征祖灵附着物的公妈篮,仪式过程中先生妈的集体咏唱诵经,祖灵屋的搭建和象征邵人最高祖灵请"日月盾牌"等仪式元构成。丰富的仪式展示出邵人祖先崇拜的心智和情怀,仪式的歌舞献祭、逐家会饮更具有凝聚邵人族群的特殊功能。     

社会记忆下的侗族“萨岁”崇拜

侗族是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民族,他们共同信仰的始祖就是"萨岁"。"萨岁"成为侗族人集体信仰的文化符号,在他们的社会中,"萨岁"既是生活化的人,也是侗人社会的保护神。侗人通过社会记忆中的多种形式把具有世俗性的"萨岁"变成他们的女英雄。不仅如此,还赋予了她神的灵性,使得"萨岁"具有神圣性。在社会记忆之下,运用仪式、传说、神话等方式将"萨岁"塑造成侗族信仰的主神。因此,可以说侗人运用社会记忆构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体系。     

祭之在祠:祠堂空间的圣与俗——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编撰《家礼》,希望将儒家的礼仪能够全面贯彻到士庶的生活世界.《家礼》创设祠堂制度,祠堂成为士庶举行礼仪的圣凡空间.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通过仪式的...     

试析南诏铁柱的彝族树崇拜元素

南诏铁柱建于南诏蒙世隆时期,是南诏王室的祭天柱。柱体呈圆形,底座为3层台,顶端为半圆形铁盖,以3根木杈支撑,形状如一棵树,亦如一根带3杈的树枝,是彝族先民树崇拜的物象化图腾。彝族先民信巫鬼重祭祀,认为树是天地之间的通道,从祭天、祭山神、祭社到净宅扫秽及日常祭祀,均不离于树,进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图腾崇拜和祭祀礼仪。从密枯神树的选定、神座树枝的布局到三杈松枝的普及以及打醋碳仪式中柏枝树叶的广泛使用,不难看出树在彝人生活中的神圣性和功能性。     

土家族傩祭仪式的空间象征

土家族举行傩祭时,将家宅的中堂转换成仪式空间,傩坛法师在其中悬挂神图、摆放神偶、奉献祭品、歌舞诵咒,通过仪式表演进行人神之间的沟通.仪式空间的设置及傩坛法师的法事操作,都充满了象征意义.仪式企图将神界与俗世及人与神、鬼之间关系置于秩序化状态,以实现愿主生命状态的象征性转换.     

返璞归真 茶文化与道教的契合北大核心CSSCI

一 中华茶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经》也提及＂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由此可见,早在我国的上古时期,先人就对茶及其药用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到了西周时期,祭祀成为邦国大礼,＂茶＂被奉为＂通灵达仙之物＂用于祭祀之中。据记载,周朝专设掌茶官就多达24人。茶作为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的圣物、圣品,在大礼中一直盛行不衰。     

黔西北彝族“祭花神”仪式的宗教内涵与象征意义

黔西北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以“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观”为核心,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信仰系统,对杜鹃花的自然崇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杜鹃花崇拜的“祭花神”仪式,尽管因历史原因停止了几十年,但是近年来又得到了复苏。本文以“祭花神”仪式田野调查为分析文本,通过对仪式的神话传说、法器、祭祀群体、仪式准备过程及展演过程的描述,运用宗教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仪式的起源、结构、变迁、象征及功能进行分析,以挖掘“祭花神”仪式的宗教内涵及象征意义。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身份认同:《论语》中的祭祀认知问题

在《论语》里,祭祀具有群体身份巩固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双重作用。祭祀活动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实现了宗教情感与人文理性的双重融合:理性中融入情感,使外在的仪式充满神圣性,规范个体对族群的正确认知,区分"自我"与"他者",强化了个体对族群的内在皈依感;同时,情感中保持理性,强化个体身份在现实世界的认同,规范塑造情感、欲望、意志以现实世界为主,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在此世中实现"超越"。     

祈报之所: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与社祭传统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三教合祀庙宇,这些庙宇大多为所在乡村的"社庙",是村社"春祈秋报"之所,与民间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村社民众建立三教合祀庙宇,对于儒释道三教信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祭祀对象的组合,在信仰实践仪式和功能上则主要诉诸"春祈秋报"的社祭传统。本文主要围绕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的区域分布、形制布局、社庙性质及相关的社祭传统展开考察和分析,寻绎其中蕴含的地方村社祭祀体系的深层结构与民众信仰生活的内在逻辑。     

礼仪、信仰与精神实践——以朱熹祭孔“礼仪—经验”为中心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联,遭遇先圣即是面对自身生命的神圣向度,它带来的是对自身生命的反省和转变。这在朱熹所写的"先圣祝文"中有具体的表现,而这些祝文的写作和实践,本身即是这种精神实践的真实发生过程。从思想与生活相结合的角度,透过对朱熹祭孔礼仪、信仰和精神实践之间互动关系的展现,发掘其礼仪实践中的经验向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儒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与生活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