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考

反思历史上义利之辨，首要的问题就要考察历史上义利之辨的过程及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宏观地说，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宋明时期的义利之辨及近代社会（鸦片战争——五四时期）的义利之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义利问题，儒、墨、道、法几个主要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最早系统地论述义利问题的是孔子。他把“义”规定为“礼以行义”以左传·成公二年》），即宜于尊卑上下的宗法等级关系。至于“利”在孔子那里，主要是“私”或个人利益…     

义利互斥，还是义利交融 ——张栻义利之辨重探

张栻大举义利之辨,旨在指引人们克除不当利欲从而尽心知性、成就人道。因此他紧扣人之道德心性,立足于应然的层面及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双重视角,注重从"意之所向"即人的内在动机上,以顺性之无所为者与逆性之有所为者精微地界定和分判"义""利",由此凸显二者的紧张与冲突,并为守义制利的工夫实践奠立根基。此所谓"利"特指与理义相对的负面价值取向。他并未否定人的一切利欲,而是充分肯定了合理利欲的正当性,并认为一切合理的利欲都是理义本身的发用和表现。就此而言,张栻也有义利统一、义利交融的思想。对于如何守义制利,他主张"敬"(存养本心)"恕"(推扩本心)双修,即反己与外推相结合。由于学界对张栻理学中"义利"的广狭二义未加明确区分,以及未能确当理解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论,以致其义利学说的真实意涵与特质难以得到确切显明。     

浅议儒家义利观之主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犤1犦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一、见利思义孔子主张…     

儒墨义利论比较

义利论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的大问题;义利之辨成为纵贯千年的讨论。德墨两家在先秦并列显学,“仅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韩非子·显学》）,各自创立了系统的义利论,并且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义利之辨。对儒墨义利论作一番比较,当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价值标准、根本目的四方面,对儒墨义利论略作比较分析。一、义利内涵德墨义利论的不同首先在于,两家从义利概念中揭示的内涵不同。儒家认为,义利在比较具体的意义上是指公利和私利,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则指道义和功利。墨家则认为,义在根本上可以通约为利…     

孟子的义利之辨:一种形而上式的理解

义利之辨是儒家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漫长而丰富的诠释史与研究史中，本文试图回归与关注的是朱熹对《孟子》首章“造端讬始之深意”的解读。与通常停留在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等层面对义利的理解不同，朱子关于义利的思考与其心性论特别是理气同构的生成论紧密相关，从而呈现出超乎寻常的思想品质。通过朱子对仁义与利心生成论意涵的揭示，“义利之辨”所指向的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抉择问题实际转变成了是否朝向人的生成本真而共在的问题。这也使儒家哲学传统中关于“义”与“利”的探讨获得了真正本质性的分判与说明。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以朱子为枢纽重新考察儒家义利观

朱子认为,《孟子》首章处理的是"义心"、"利心"问题,是在反"利心",但这又不是无法保证后果的"动机论"。在朱子,儒家的这种旨趣,是基于儒家对于义、利的理解以及"义生利"的洞见的,儒家义利观的全面表述应该是:义主合当,不但内在于心,而且外在于事物本身;利则首在各得其所、次在人伦牢固,财用之利,顺此而定;在事物本身,义生利而本末一贯;连人心而论,义心务本而有助于利益自本之末地健康生出,利心逐末而将自末之本地反噬义利;处事之要,在于"充义心而生利、反利心以除害","曰利"之方,当为"罕言"。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