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简化与元简化:信任在国家治理中的两种功能

公共领域中的信任类型以及信任的延展半径,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模式。在传统的国家治理语境中,信任是作为一种治理简化机制而被使用的,经过工业社会的理性建构之后,信任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工具属性和目的论色彩。随着国家治理的日益复杂,信任的简化功能也相应地内卷化和复杂化,以至于不得不发展出"元简化"功能来化约经典的简化功能。元简化是由反思性推动的,是将信任彻底工具化之后的功能再造过程。然而,无论是简化亦或元简化,都是在机械论逻辑下解读高度复杂性的国家治理问题,此时的信任不仅是完全功能性的、构成性的和还原性的,更是简单的,是希冀于实现"以简驭繁"的国家治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高度复杂的世界使机械论的基座崩塌,唯有承认信任与合作是同构的,并主动去赋予信任以合作的意涵,才能引导国家治理系统走向良治。     

信任及其对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合作行为影响

社会两难的行为动机研究认为,害怕和贪婪是人们选择不合作的原因。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为社会两难的合作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即害怕被利用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博弈者对对方的信任的缺失。鉴于传统社会两难范式存在难以区分信任和合作两个因素的问题,本研究设计了“信任一合作”二阶段模拟实验,通过操作重复信托博弈中的信息反馈,研究虚拟多人信托博弈中初始信任和基于经验的信任对随后的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初始信任对基于经验的信任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对合作行为的作用远不如随后的基于经验的信任;（2）基于经验的信任水平高的被试在随后的公共财物两难博弈中也表现出较高的合作行为。     

合作治理何以可能——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善治呢?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给予了充分阐释和解答。《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逻辑的探究,在比较分析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以及实现途径,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图景。     

社会治理中的关系探究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进一步精简和职能转变的加快,以及党中央十八大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目标,各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必将快速地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并且逐步与政府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关系,亦将成为公共管理的生力军。本文对这种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基础性的关系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基于合作与责任理念的治理关系是如何形成合作与责任的机制。文章明确的阐述这是一种人类社会治理的主导价值观,与此而构建的责任共同体是怎样运转成规制模式的治理关系。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即在社会背景下,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论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主体新的学习隐喻:情境学习

在当今被冠以风险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不同称谓的变革时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充满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场域。建立学习型政府和提升公共行政实践相关主体的学习能力,构成了思考和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场域的关键。情境学习作为一种新的学习隐喻,其具有社会协商性、知识建构性、变革与创新性、同情境的适应性调适和促进生成自组织现象的潜质等特征,不仅有助于增进多元公共行政实践主体的存在论意义,同时对于实现合作治理和最终建构公共行政实践共同体也发挥着重要意义。情境学习这一新隐喻的实现,需要进行一场涉及公共行政领域个体、知识观与组织观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变革。     

网络治理中作为信任建构过程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寻找公共行政学的使命

公共行政学是基于行政实践需求而诞生的.一百多年来,在解释和改进行政实践过程中这门学科并没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社会学科体系中,它总是作为二等公民受尽屈辱.这种状况与公共行政学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历史密切相关,也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有关.本文试图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构建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并提出从元理论到分理论进而到方法技术论的研究思路,进而实现公共行政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