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侗族鼓楼图案的保护与传承探究

贵州侗族鼓楼图案是贵州侗族地区中富有民族特色及艺术审美的鼓楼文化,这些鼓楼的内部都绘有大量精美绝伦的图案,以描绘侗族人的现实生活场景,图腾标记和民族吉祥物为绘画题材。鼓楼图案色彩鲜丽,具有装饰性的特点。图案创作运用高度概括和提炼的艺术手法,充分表现了侗族人民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蕴含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审美、精神寄托。鼓楼图案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点都表现了侗族人民的精神,因此对鼓楼文化危机、保护措施、传承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究能够为侗族鼓楼图案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仅作为感觉的色彩——印象主义绘画的色彩

印象主义绘画不再有传统绘画内容与形式的规范与完美,却用色彩技巧描绘出视觉感受的真实,显现出现代科技及现代思想对它的影响。正是这种以感觉色构成绚丽多彩的画面,让生活在19世纪巴黎的印象主义画家沉浸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氛围里,完全依附于对颜料色彩的玩味情趣,任凭视知觉的兴致,自由地驰骋于色彩感觉之中,以色彩方法实现了"印象"艺术。     

城市与雕塑的共生关系研究

正回顾中国艺术史,中国的绘画与雕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长轨迹。从其功能看,雕塑的起步要比绘画早,全赖雕塑有着让万民信服的实用功能,譬如用于"偶像崇拜"的塑金身。雕塑依附于建筑出现,西方亦如此。驾着历史的马车前行,绘画竟走在了雕塑的前头,两者渐行渐远。中国古代受儒释道影响颇深,尤其是儒家思想,让人扼腕的是,雕塑在这思想文化洪流中竟被归到"下九流",被形容为"雕虫小技"即是如此。再说说派系的建立,中国绘画的体系建制、画论都很完整,前人留给我们很多画论,如指导绘画的"六法",历代的画论集录数不下百,但是在雕塑领域,史论著作却称得上一片空白,可怜就《天工开物》     

心（画）与目（画）——中西绘画中的视觉及其位置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中西绘画的自我理解与各自的存在论大体一致:相应于形式即本质的存在论,西方绘画之创作自觉根源于以距离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原理;相应于以气(味)为性的形上趋向,中国绘画以"象"胜"形",以"墨"胜"色",遂寓"目"于"心","心"主宰"目"而消弥距离,视觉味觉(感)化而以"进入"、"合"为基本特征,并成为贯穿于绘画创作、赏鉴的基本原理.     

蒙古族唐卡艺术在察哈尔地区的传承和影响

正一、蒙古族唐卡的起源蒙古族唐卡,其蒙语译音为"布斯吉如格",藏语即"唐卡"或"唐嘎"。唐卡的汉语意思为卷轴画,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一种绘画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宗教色彩,流传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唐卡这种以藏族画工为主体的绘画艺术,在明代之后伴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传入内蒙古地区,特别是随着寺院的建立和兴起,为广大蒙古族民众所接受。     

论儒道禅思想对文人画品评的影响

文人画始于唐代,至宋代苏轼提出"士夫画"而发展,到明朝董其昌提出文人画而盛行,绘画的收藏、品评也在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文人画"的发展可谓是创作理论与当时画家的艺术实践相互影响或促动,在绘画创作的实践中文人画家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绘画观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品评理论体系。儒道禅思想对文人画品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绘画的整个过程中,而且具体反映在画家对造形、笔墨、构图等方面的独特追求上。文人画以抒发性灵、彰显个性为旨归,不求形似、重神甚于重形,以逸笔抒写逸气,重在写意、力求表达意境。文人画家认为笔墨具有不依附于表现对象的独立的形式美,并能表达人的主观精神,因此具有独特的笔墨语言。文人画在色彩表现上重主观性,重水墨轻彩色,色彩表现追求意尽不求颜色似。文人画的画面构图崇尚简洁和留白,并打破时空的限制,依据主观感受经营画面,又注重画外功夫的修炼,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从风格的整体倾向性而言,文人画呈现出淡、雅、拙和荒寒的意境。     

不同认知方式个体句法成分整合歧义消解的眼动研究

句法成分依附歧义是人类语言领域内较为常见的语言现象,对于依附歧义消解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的深层加工机制。实验以汉语母语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固定步速主观评定和眼动追踪技术考查了汉语句法成分依附歧义消解机制的影响因素。离线结果显示,汉语领域内句法成分依附倾向于高依附偏好,而且该偏好不受修饰成分句法属性的影响,结果支持"谓词邻近句法整合理论"。眼动实验结果显示,认知方式对句法成分依附歧义消解机制有显著性影响,在句法成分依附歧义消解区域(NP2),两类被试在首次阅读时间、第一遍阅读时间、回视路径时间和总阅读时间上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场依存型被试加工较为困难。实验在多项眼动指标上还发现了显著的句子类型主效应,多重比较发现,依附歧义句加工最为困难,其次是高依附句式,低依附句式加工最为容易。总之,汉语句法成分依附倾向于高依附偏好,但该倾向到受认知方式和依附成分语义信息的调节。     

宋代画论中“品”与“格”的意义与影响

中国绘画的品评风气在南北朝蔚然成风,至唐代形成了主要的品评结构。此后的宋代确立了文人化的品评范式。文章通过对中国绘画品评方式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着意于"品"与"格"在中国绘画理论中的辨析,阐述了宋代"品""格"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发展与特点。宋代画论中"品"与"格"观念的确立为后世树立了品评范式,也对今天民族艺术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谈民间美术形象的传承与创新——基于十二生肖中鼠的艺术形象的表达方式分析

中国自古就有以干支纪年的传统,而在中国漫长的民间美术发展史上,十二生肖便成为依附在年节民俗中常常出现的主题,居于十二生肖之首的鼠的形象自然成为民间艺人们喜闻乐见的创作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迁,鼠的形象的艺术表达方式越发丰富多样。在创作生肖鼠的过程中,先选取几种以鼠的形象为题材的年画、剪纸、邮票等艺术表现形式进行特点分析,再取材于"东巴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十二生肖"中鼠形象为艺术原型,以木雕为艺术表达方式来塑造生肖鼠的形象,有利于促进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创新。     

民国时期天主教绘画对“中国化”的诠释和理解

民国时期天主教绘画主要以辅仁大学"艺人之家"艺术团体所绘制的一批福音作品为代表。本文以辅仁大学"艺人之家"成员所绘制的《预告耶稣的诞生》绘画为例,从文本解读、艺术风格分析、中西绘画技法对比等多角度予以诠释,阐明民国天主教绘画在"中国化"方面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并从艺术评价角度分析艺术家在绘画中对天主教"中国化"的理解;试图去呈现在天主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碰撞和存在的张力。     

德国当代绘画杰作——尼奥·劳赫的绘画研究

主要以2017年9月在北京以"德8——德国艺术在中国"为主题的系列展览中太庙艺术馆的"记忆的痕迹——德国当代艺术绘画杰作"为背景,对尼奥·劳赫展出的绘画杰作进行分析,浅析尼奥·劳赫的绘画特点以及尼奥·劳赫的绘画对中国当代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实际价值。     

试论石涛的禅宗思想

文人画的绘画理念以禅宗思想为宗,注重气韵以及自我的表达,讲究的是笔墨情趣,重视对自我感受的表达而非对所画物象进行情景再现,提倡"宁静致远、不外于心"。石涛在"狂禅"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画提升到了认清自我、表现自我的新境界。《苦瓜和尚画语录》详细阐述了石涛一生的艺术实践成果以及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与拓展,同时还提到了笔墨、皴法、构图等具体问题。他的"一画论""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主张都融入了他对禅宗思想的理解与感悟。石涛的绘画理念以禅宗思想为主导,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观念,是融合了禅宗思想而自成一体的绘画理念。     

徽派建筑装饰元素的革新与传承

古徽派建筑是中国建筑的典型代表,其装饰元素是徽文化的艺术符号,独具徽州地区的人文特色。装饰是传统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依附于建筑结构而发展。随时代的进步,今徽派建筑装饰元素多样化,形式现代化,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对传统建筑装饰元素进行革新与传承,表现出徽州特有的作风和文化是当前新徽派建筑面临的主要问题。     

初探绘画中的时间因素与具象性的关系

绘画被普遍认为是视觉艺术,以空间为载体呈现,莱辛在《拉奥孔》中给出定义。20世纪艺评家格林伯格将绘画的纯粹性定义为"排除一切非绘画因素"。然而大卫·霍克尼、达尼埃尔·阿拉斯等近现代艺术家在历史研究中对时间因素在绘画中的意义予以肯定。司徒立、金观涛在《当代艺术危机与具象表现绘画》中首次提出绘画时间性的问题。从创作论的角度纵观世界绘画史不难发现,绘画的具象形式从绘画诞生起历经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实践意义与发展可能性。文章对绘画中的具象因素与绘画中的时间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索两者之间的联系,为当下乃至未来的绘画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探析绘画的“形式美”与“有意味的形式”

形式好比绘画艺术作品中的基石,是作品观念与思想的外在表现,没有形式或形式感弱的作品,就谈不上艺术的思想、意境与内涵。那些作品中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例如画面的形式上的平衡、形体结构的分析、绘画元素的把控等,都对作品的最终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反映绘画艺术家对画面把控能力及专业素养。文章以保罗·塞尚的绘画作品为例证,结合形式的概念,对"形式美"与"有意味的形式"两者的关系进行论述,并论证其在当代绘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谈顾恺之人物画中“悟对通神”的绘画理念

他擅长人物传神的表现,尤其注意描写最富有表现力的眼睛,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顾恺之在继承与发展传统绘画的同时,将之归纳为描绘人物的"传神",即"传神论"。从顾恺之的"传神论"对其"悟对通神"美学思想进行探析,认为"悟对通神"是"以形写神"绘画理念的提升与发展,是它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对"悟对通神"在顾恺之现存的绘画摹本中的表现及对后世绘画的影响加以探究和分析。     

绘画作为非对象性显现——从现象学对绘画摹仿论的批判谈起

绘画何为的问题始终纠缠着我们,最朴素的回答就是绘画摹仿现实。然而,问题在于,绘画摹仿论恰恰是以消解现实为理论前提的。因为它建立在两个不可靠的前提之上:1.我们观看绘画对象的方式以物理—光学理论为基础,2.我们观看绘画对象与观看现实对象的方式相同。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前提进行考察将揭示出,绘画对象的显现并非以物理—光学理论为基础,绘画对象与现实对象也有着不同的显现模式:绘画对象的显现并不依靠现实对象所依据的"图形—背景"结构。绘画并不摹仿作为对象的图形,却悖论式地揭示图形—对象得以呈现的非对象性的背景。如此理解,绘画艺术实际上成为"现实"(对象)得以显现的源初方式。     

民国时期“中国化”的天主教绘画——以辅仁艺术团的《圣母像》为例

民国辅仁大学"艺人之家"艺术团体绘制了大量"中国化"的天主教绘画作品。在绘画中,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与圣经题材相结合,这种绘画形式造就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尝试。本文以该艺术团成员所绘制的《圣母像》系列绘画为例,从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文化解读、中西绘画对比、艺术批评等多角度对《圣母像》系列作品的中国化形式进行分析,用绘画语言和艺术表现的形式来呈现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张力。通过重构画家的创作语境,以揭示基督教艺术中国化的诠释难点在于两种文化语境的平衡。     

基督教中国化在教会落地生根——以杭州基督教鼓楼堂为例

杭州基督教鼓楼堂建立于1885年,1931年改建为中国宫殿式教堂,2002年易地重建.由于其在吴山脚下,鼓楼之旁,故名鼓楼堂.周边有胡雪岩故居,河坊街、南宋御街等著名景点,是市内最重要的景区之一.近年来,鼓楼堂紧紧围绕"五个认同",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法规政策,积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持续提升教牧同工的政治思想...     

明清西画技法对波臣派肖像画的影响

明代万历九年(1581)西方传教士与西方绘画的传入,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肖像画以波臣派为代表,其在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基础之上,借鉴西方绘画以造型为主的特点,创作出不同于西洋画风的明暗画。在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凹凸法"和传教士西画"明暗法"之间,走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绘画道路,对拓展中国人物画的表现语言和艺术形式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