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当山修志实践的若干启示

<正>山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代武当山的修志实践表明,道教山志的编纂并非易事,惟有熟悉方志和道经的编纂规律,勤勉精进,才有可能修出一部好志来。明代是武当道教最为贵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先后有6部志书问世,成就显著,影响深远1。明修武当山志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道教文化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其修志实践和修志理论也为新时期道教山志的编纂提供了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汲取。     

明代武当山志所见世宗崇道问题研究

明代武当山志既是研究武当道教渊源流变的基本文献,也是研究明史和中国道教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明代武当山志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熄不仅虔诚奉祀玄天上帝,尊封武当山为"治世玄岳",还大规模重修武当宫观,巩固并充实了明皇室对武当山的一系列制度化扶持政策,进一步扩大了武当道教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影响。解析明世宗崇奉武当山玄天上帝的内在原因及其外在表现,探讨明世宗对武当道教的扶持政策和管理措施,为明世宗崇道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一个新案例。     

略论明代武当山修志兴盛的原因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武当山政治地位的攀升和本山意识的强化、修志传统的影响和扶持政策的刺激、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旅游风气的兴起以及文化诉求的自觉和权力博弈的需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武当山修志事业的发展.探讨明代武当山修志兴盛的原因,既有助于揭示明代武当山修志的特殊性,还有助于加深对道教宫观山志编纂一般规律的认识.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考略

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是明皇室管理武当道教的重要举措。明代宦官不仅长期提督武当山,而且全方位参与了武当山的各项管理工作,是明皇室与武当山之间沟通和互动的重要渠道,为明代武当道教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鼎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地评价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的地位和作用,既有助于加强对明代武当山历史文化的解读,也有助于促进对明代宦官史和明代道教史的研究。     

明代武当山志著录疏误补正

明代是武当山和武当道教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明代武当山志是武当道教的生动写照,也是道教宫观山志的杰出代表,但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却屡有疏误,即使是《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权威目录学著作对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也多有不尽人意之处,需要加以补充和订正。     

弘扬武当文化 促进和谐发展

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为第九福地。道经说真武大帝曾在武当山修道四十二年,在山中留下了众多圣迹。历代皆有高道大德栖隐此山,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五代宋初的陈抟真人和元末明初的张三丰真人。明代曾数次大修武当山宫观,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今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武当道教历史、道教人物、道教音乐、道教武术、道教医药等各个方面。贯穿于其中的则是道教的精神。武当道教文化就是道教精神的具体体现。道教精神是以尊道贵德为核心的道教优良传统的凝结。…     

明代帝王与武当道教管理

明永乐以后,武当道教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它不属中央道官机构——道录司管辖,而是由皇帝直接派遣或任命藩臣、宦官和提点,设置专门机构予以管理。《明史·职官志》对此记载不详,且有讹误。本文以武当山现存的明代碑文和《太和山志》为根据,考证了明代皇帝敕遣湖广藩参提调大岳、钦差宦官提督大岳、钦除提点管理教团等管理制度,阐释了明代武当山各主要管理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责范围和运作机制     

武当山发现龙山文化历史遗存和陶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考古研究所4月联合组织考古专家在对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市水库淹没区和武当山范围内的古建筑、地下文物调查中发现,武当山遇真宫前300米处有龙山文化的历史遗迹、断层和陶器。据此,这一考古发现对武当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对武当文化的历史渊源由原一般从东汉时代而追溯到龙山文化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这次文物考查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蒋忠毅和考古学博士研究生丛得新等6名考古专家根据道藏明代洪熙(公元1425年)年间版本《太和山志》关于“     

元代道教经典--《玄天上帝启圣录》

元代中期,道教曾刊行诸多经书,其中一部是在武当山诞生的《玄天上帝启圣录》(简称《启圣录》)。该书的出现,使道教教义中玄帝崇奉的理念趋于完善,为元代新武当道教本山派的诞生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为明代永乐年间武当宫观的大兴埋下了伏笔。本文拟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该书进行讨论。《玄天上帝启圣录》八卷,原书未题作者及修书年代。后世各类文献对此说法不一。朱士嘉《中国丛书综录》称此书为宋人所著。任继愈《道藏提要》认为“书中按语引用刘道明之《武当总真集》,则是书纂集当在元末明初”。《启圣录》究竟成书于何时,现让我们从…     

民末武当山全真道士王理学其人其书考

民末武当山全真道士王理学既是武当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道教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高道名流。他阅历丰富,见闻广博,杖履所至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生动地诠释了一名道教徒炽热的家国情怀和虔诚的宗教理想。他敏于思考,勤于撰述,是民国年间罕有的学习型、文化型道士之一。王理学现存书稿多撰成于民末归隐武当山朝阳洞期间,旨在揭示和发明道教的诸般"真相",不仅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和独特的弘道意义,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为观察和了解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民国道教的时代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