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

郑玄援引《老》、《庄》释《易》,其易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与汉代道家关系密切,其易学中的“有无”、“自然”之论启发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探索.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之间的联系值得关注.     

试析郑玄易学天道观

该文全面论述了郑玄易学天道观。首先,通过区分《易纬》和郑玄的本体论,指出郑氏是用以无为本、气（太初）自生为出发点来解决宇宙起源问题。而《周易》三画、爻变、行蓍及爻之相应皆本之宇宙演化。其次,郑氏以《系辞》为据,改造了《易纬》的易之四义,提出易简、变易、不易三义说。易之三义反映的是三个自然法则。再次,运用了天文历法知识解释了郑氏的阴阳变化和万物兴衰的观点。认为郑氏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把日月变化、天体运行视为阴阳形成、四时更替和万物兴衰的根据。最后,作者提出,郑氏的天道观在吸收《易传》、《易纬》和道家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两汉哲学。     

郑玄"爻辰"易例与古代乐律论探析

"爻辰",是东汉易学家郑玄所倡的重要易学条例。"爻辰"说承西汉京房《易》例而立,以乾、坤两卦的十二爻,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相值配,并运用十二辰属相及其所值五行、方位、时令、二十八宿等各类物象解《易》,兼有诸多旁涉性的运用,其中,将"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乃接绪京房援《易》立律的思想,对后世的相关论说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音律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本文对"爻辰"与十二律吕相值配的体系进行梳理、探析,探究其学说渊源,并揭示其思想文化的深沉意蕴。     

百年郑玄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905至2010年间的郑玄易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既有对传统经学研究路数的坚守,又有引入西学思想与方法的新实践,而现代学术制度、思想与方法最终成为郑易研究的主导,呈现出新旧学术交替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缩影。西方学术的引入,客观上丰富了郑易研究的视角与途径,揭示、提升了郑易研究的多方面内容,其百年历程及特点也都显示出这一研究的新气象、新变化。然而,脱离传统经学理路的郑易研究,也存在着古今学术的"博通"与"精专"之争、古典与现代的学术理路的差异、经世面向的缺失等问题,无论是指导思想、学术方法与研究旨趣方面,还是在传统四部之学与现代学科理论实践的融合上均有值得反思之处,应予以深切关注和彻底省察。     

郑玄校经取向之分析--以郑玄《论语注》"从古"为例

以《论语注》“从古”为例分析郑玄校经取向,发现从古形式中不但隐含着古学孔安国本、马融本,而且隐含着今学包咸本。在其取舍中,郑玄似乎并不关注今古学之间的对立,甚至有意无意地抹杀二者之间的差异,他关注的仅仅是以往文本,不论其为今文本还是古文本,与通行本鲁读之间的差异。为消除这种差异,他回到《论语》语景中,以孔子的原创思想为参照,以经义为尺度,进行取舍,展示出郑玄以经义为取向兼采今古学的校经倾向。     

论汉末经学的反复:以郑玄、王肃为例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为什么呢?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去看,任何一种思想学术的聚与散都不同于其他事物,有着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即便是体现着共同旨趣的学术群体瓦解了,或者所主张的学术思潮处于低潮而被世人所淡忘、冷落,但只要它曾经是流行于世的学术潮流,它就不可能完全消逝,而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或其他的形式再现于世的.换而言之,它们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学.在从经学到玄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些反复也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叫着"经学的反复",而在这一阶段中,又以郑玄、王肃最具代表性,所以我们以他们俩为例加以说明.     

读郑易管见

作者运用文字训诂方法和文献考辨方法对部分郑玄易注进行详尽疏解。通过解说郑氏易注,提出郑玄治易路数是象数、义理兼顾训诂。过去认为郑玄治易偏重象数而疏于人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汉代,以爻辰治《易》和以礼治《易》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郑玄解《易》不乏真知灼见,但他的解释不可能完全符合或重现《易》作者本义,只是一种依自己理解而形成的一家之言。     

郑玄易学爻辰说的哲学文化底蕴

郑玄易学的爻辰说与律吕音声说密切相关,在汉易卦气说的易学大语境下,以爻辰图式呼应八卦卦气图式,视爻为基本单元,涵摄符示了整体天地宇宙间阴阳二气之消息,物候节气时序之更替,万物万象之生化,并令汉代经学所彰显的人文礼乐精神,所重建起的儒家礼乐形态的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透过以爻辰说为代表的易学的独特语境,相当完备地传达出来,以此也赋予<周易>郑氏学以突显礼乐文化精神的全新天人之学底蕴.这一爻辰说,继京房易学之后,又一次突显了五行在易学中的显赫位置,还承载了宇宙发生演化的信息,点醒人们深切体悟无字之宇宙大<易>.     

《回诤论》中“量论”之探讨

正理学派以十六句义为论理学的中心.其最后的十四项目被包含在最初的两项,即认识方法(量)与认识对象(所量)中.此学派认为:作为对象存在的事物是可以认识;不存在的事物是无法认识.如果主体与客体不存在,则认识其本身无法成立,也只能成为"无"的世界,而任何的事物也将不能成立.<回诤论>中主要论争的是"一切法无自性"命题,其重点是"自性"(svabhava)的否定.对于正理学派而言,否定词"无自性"之所以能有意义,在于唯有作为指涉的自性存在,自性一词才有意义.问题是,如果自性存在,则势必造成"一切法无自性"自相矛盾,致使此命题不能成立.这是正理学派非难的所在.     

中医“证概念”符号化的倡议与中医诊疗标量化的探讨

中医学是以“概念为单元”的功能医学,经络是功能网络。中医的“证”是外在的、变化着的、阶段性的。随着病的变化,证也在变化,质在变,量也在变。它有整体可控性,用模糊数学给中医的证候标量化,以便临床选方用药,“以数据治”。概念语言符号化,使中医古老的语形结构换上新衣,方便与当代科技沟通,进入网络传播,这或许是中医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一座桥梁。     

中医"证概念"符号化的倡议与中医诊疗标量化的探讨

中医学是以"概念为单元"的功能医学,经络是功能网络.中医的"讧"是外在的、变化着的、阶段性的.随着病的变化,证也在变化,质在变,量也在变.它有整体可控性,用模糊数学给中医的证候标量化,以便临床选方用药,"以数据治".概念语言符号化,使中医古老的语形结构换上新衣,方便与当代科技沟通,进入网络传播,这或许是中医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一座桥梁.     

"政"、"刑"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养成论之比较

孔子认为政与刑不能在德性养成中起积极作用。他认为,政制禁令和刑罚惩治的威慑,虽可令人不违反法律,行为合乎规范,却正好成为德性内化的障碍。亚里士多德对于德性养成的见解与之恰成对照,他认为德性的养成要依赖习惯和训练,同时也离不开法律的教化与惩罚的威胁。两种不同的见解促使人们思考政治与刑律对于德性养成的作用。     

道家“因”论

＂因＂是道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因者,君之纲＂。道家＂因＂论包含有因循、因仍、因应和因凭四重内涵,其价值功用是＂因则无敌＂。道家＂因＂论作为一种＂君术＂,强调＂因臣之为＂和＂因民之性＂两个基本面,其总的原则是＂曲因其当＂,而核心本质则凸显为＂舍己而以物为法＂。     

Hosts and Guests: Hospitalit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Mission

In recent years, hospitality has turned into a central term in missiological discussions integrating several aspects of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 The essay summarizes how the dialectic between host and guest builds a central thread throughout the biblical narrative and explores how the dual role of missionaries as hosts and guests opens new dimensions of missionary existence and self‐understanding. On the one hand, the role of the missionary as guest emphasizes the missionary's vulnerability and voluntary submission to the cultural and contextual rules. It thus implies a humility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any spirit of conquest. On the other hand, missionaries who understand their role as one of host show a readiness for disruption and openness to the sacramental quality of a guest that possibly allows an encounter with God. Hospitality thus re‐enacts a basic movement of faith, the movement of receiving the alien word of God. In a final reflection, the essay considers a contradiction inherent in the concept of hospitality, as pointed out by the French philosopher Jacques Derrid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penness to those in need of hospitality and the host's dependence on power and control in order to host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