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考析

王弼易学中的"象""意"理论,其学术渊源可溯及两汉乃至先秦。《易传》提出了"立象尽意"的"象""意"观。此"象""意"观由先秦传入汉代,成为汉代易学家治易的一条重要原则。王弼将此说改造为"意以象尽"。西汉新易学构建了宇宙生成论,提出了"理生象"的学术观点。王弼据此阐发了"象生于意"的"象""意"说。审视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可知,王弼并非否定卦爻象的作用,更不是舍"象"而不谈,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整体总结、反思易象与易义之关系。     

朱震易学思想述评

朱震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易学家。其易学的主要特征,是以象数学为易学之正统和基础,着重阐发象数易的理论,但同时兼顾义理,主张象数为基础和以义理为归宿二者并行不悖。其易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以体用论阐明太极,乃是易学的最高范畴。二是注重变易及其原理。从象数学的体例看,则表现出以"变"为主体内容,以卦变为基础统率易学相关体例的特点。三是以义理为归宿,表达了作为宋代易学家的人文情怀。朱震试图从理论上将象数易确定为易学之正统,这对于恢复两汉象数易学、推动宋以后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王弼易学之生成性思维

王弼易学的根核在其"本体论"思维方式,此思维方式构成了魏晋玄学不同于两汉经学的特有思维形式,而王弼易学中的"生成性思维"则远承《周易》,是延续中国哲学本身普遍具有的思维方式,具有超时代性。王弼的"适时说",是以爻为主,"适""卦时",表现了一种主体与所处大时势之共律关系;"主一说",则是以卦为主,统爻之众,体现了一种从"至变"之源统摄万变之纷的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都体现了《周易》内在的"生成性思维"。王弼的"言象意"关系理论中,意生象,象生言,较汉易更能符合生成思维之本身特征。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杜甫引《易》诗的学术属性及中唐前象数易学背景

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

略析吴澄的易学象数思想章伟文吴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人，是宋末元初的一位著名易学家和理学家，其易学著作主要有《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四库全书总目易纂言外翼提要》认为：“自唐定《正义》，易遂以王弼为宗...     

程伊川与马王堆之间--天理、象数与汉宋易学的视角

本文认为,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即事尽天理"之说,已经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了<周易>的深义,可以追溯到马王堆易学的传统;与王弼易学不同的是,伊川易学在注重义理的同时,并没有尽黜象数,而是与马王堆易学一样,同时兼顾了<周易>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周易>,使我们对宋易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易学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在宋易来源的考察中,只有超越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学派偏见,才有可能对此问题有真正的再认识: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易学,其来源也许与马王堆帛书<周易>之学有密切的关系.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论魏氏月体纳甲说及其对虞氏易学的影响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尤其是两汉象数易学史的研究当中，对于作为易学范畴的月体纳甲的探讨，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东汉魏伯阳在西汉易学家京房纳甲说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的月体纳甲说，作一阐述。同时，本文进一步揭示了魏氏月体纳甲说对汉魏时期著名易学家虞翻的易学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

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 ,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 ,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明代桐城方氏学派易学研究

晚明时期,桐城易学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易学研究队伍.其开创人物为方学渐,他继承了宋易义理学传统,重在阐述人伦性命之学;其子方大镇一脉相承,但开始吸收象数易学理论;王宣、方鲲等人则潜心研究象数易学,推演河洛;方孔炤改变了其家学以义理为主的传统,走上了象数易学的道路,主张河洛即象数,易是一大物理,初步创立了用象数会通一切学问的理论.到方以智时集前人及家学之大成,主张虚空皆象数,倚数究理,以象数端几格通一切学问,建立了一个宏大的以《易》为主的哲学体系,创造了桐城易学的辉煌.     

论王弼《周易略例》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在易学史上,王弼的《周易略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王弼在这部著作中对《周易》的编纂体例、卦爻结构及其哲学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猛烈抨击了汉易象数学的思维模式,为义理派的新易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易学史上义理派与象数派的明显的分野就是以这部著作的出现为标志的。     

南北朝象数易学发展特点述略

南朝郑、王易学并立,北朝象数易学占主导,但后期也呈现儒玄并融的趋势．《易传《》和汉代易学创造出来的象数成果得到南北朝易学家的继承,南朝易学家对象数易学中的形式主义学风给予了批判,并呈现出本体论思维与易学象数相结合的思想萌芽．象数易学受到佛教缘起性空理论的批判,但南北朝佛教仍利用易学象数来说明现象世界．在南北朝道教养生理论中,象数易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南北朝的宗教风气下,象数易学占验派沦为方伎．     

王弼的与崇玄本理息化末的观与崇玄本理息化末的观易学倾向

王弼的与崇玄本理息化末的观与崇玄本理息化末的观易学倾向高晨阳对于王弼易学的特点,历来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王弼摈落象数,对于辨明孔门义理有功。一种看法认为,王弼援道入儒、以老解易,不识孔门义理,属玄易义理学。笔者基本赞成后者。但何以说王...     

汉代象数易学的两个面向——以王弼对“存象忘意”的批评为例

汉代象数易学包含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占之学",其二可被称为"汉代象数易注之学"。卦爻辞作为后者的主要训释对象,几乎不在前者的理路之中占据位置。而前者中的象数思想,在后者中则被转化成了训释经传文辞的体例。总体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小于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王弼批评"存象忘意",是在评价后者。吾人不能认为"存象忘意"也可被用以评价前者,更不能认为"存象忘意"是对整个汉代象数易学的评价。     

论胡瑗易学的卦气说

一直以来,胡瑗与王弼、程颐一道被视为易学发展史上义理易学的三个典型代表,而他所承继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学术内涵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胡瑗所秉持的,仍是象数义理合一的易学基本理路。作为汉代象数易学主流学说的卦气说,在其思想中依然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此一卦气说语境阐发其义理内涵。而其卦气说所涉及的,主要有十二消息说和《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说两个方面的内容。基于卦气说的语境,胡瑗契接汉唐经学本天道立人道的基本精神与人文价值视野,力陈圣贤君子认清自己所处时势,以强烈家国天下担当,积极投入到天下事业中去,以此非但实现个体生命之意义,更深切关怀天下之有序与和谐。     

皮锡瑞之易学观

皮锡瑞相信伏羲画卦,同意司马迁等人以文王重卦的观点,认为卦、爻辞都是孔子所作,并以“十翼”中的一些篇目出自孔子.皮氏论《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彰显了他对“汉学“的尊崇,体现了他崇经尊孔观念.由于他有着今文经学的立场,所以其对易学各派的评论也多受先人为主的经学观念的影响.皮锡瑞对王弼义理易学表示推崇,然而他并不忽视象数之学.他从易学史的高度论述了清代易家之易学.在具体的治《易》方法上,皮氏有继承,也有创新.他推崇焦循以“假借说《易》”,还主张以汉碑证《易》.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王弼易学的经学前见与义理新意

魏晋之际,王弼确立了以义理解《易》的诠释范式,这一诠释范式固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要目的仍然是要解决如何探求《周易》本意的问题。王弼的易学思想并没有绕开汉代经学的"前见"而另辟蹊径,他对体用关系的思考,乃是对汉易中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之反思,他认为只有透过此纷繁复杂的现象去寻求至高不变的本体,方能对此天人问题有一根本性的认知,从而为规范人事提供依据。王弼对象数诠释范式的批判,固然有"援道入儒"亦或是"于形上学深有体会"的因素所在,但就其根本而言王弼的这种反思乃是东汉经学简化运动的继续,是在批判象数注经派的基础上,对解读经典本意方法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