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幽明一致”中的自然与教化——以朱熹的讨论为中心

“幽明一致”是朱熹解释祭祀礼仪依据时的基本立论。在理学家从“一而二，二而一”角度的阐发中，幽明生死之间蕴含着理层面的“一”与气层面的“异”两个存在维度，并在不同向度上回应着佛教对生死的态度和知识图景。在“天理之自然”的保证下，祭祀的鬼神来格是“诚之不可掩”的“实理”,有其发生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真实性，这使得祭祀礼法具有超越论意义上的正当性，而非仅仅是个体主观情感的表达。在“自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祭祀原则，将儒家礼乐制度的依据建立在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之上，是对儒家文明内具精神秩序理念的深化。朱熹对“设教”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整全性精神秩序对分裂信念与行为做法的批评，而非批评以祭祀进行教化的方式本身。     

朱熹的“理一分殊”与和谐构建理念

基于理本论的思路和理念,为了强调理的独一无二、不可分割,朱熹对“理一分殊”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哲学阐述和理论说明。其实,在朱熹的哲学中,“理一分殊”的理念和思路并不局限于本体领域,而是始于本体领域,贯彻到人性、认识和伦理等诸多方面。正是在各个领域之间层层推进、重重叠叠的相互印证中,朱熹的哲学散发出浓郁的道德哲学旨趣和意蕴。同时,朱熹之所以对“理一分殊”津津乐道,不仅出于夯实理本论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理一分殊”传递并浓缩着朱熹的和谐理念和等级秩序的构建。伴随着“理一分殊”从本体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朱熹…     

中庸之道：和谐通达之道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其思想核心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理论主旨在于倡扬和追求方法与本体的圆融、人道与天道的贯通、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彰显的是和谐通达之道.     

老子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老子》一书,讲了“道”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又讲了圣人应怎样遵循“道”的原则去治天下。前者是个科学精神问题;后者是个人文精神问题。 先谈科学精神。 一、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是自己动作、变化,并自己按正途发展的。“万物并作”(十六章),“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而万物的并作、自化、自正等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叫做“道”。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文明的对话：何以包容天下——老子哲学新说与西方宽容理论比较

如果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宽容概念与《老子》相关思想进行比较，科恩将宽容视作“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主体有意识地、有原则地不干涉那些反对他的人，尽管他自认为有能力予以干涉”,与老子关于“不善者亦善之”“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战胜以丧礼处之”的思考以及慈爱思想相融通。然而，考虑到比较研究中的不对等性，以及比较对象自身的系统性，文明对话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此。细究文本，《老子》思想中实则包含超越西方宽容概念的内容。《老子》中持类似西方宽容观念的是圣人，但圣人并非宽容的直接主体，而是“道”的拟人化象征，超越万物，包容万有，无所偏私，以“无为”养育万物，使万物归于自然有序的状态。老子的目标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其思想中虽然包含了宽容理念，却远远超出西方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老子包容天下的襟怀中，各种差异的共生共荣就是世界的本来样貌，欣然承认，接受差异和不同，并坦然地生活于其中，那么冲突就不是必然的，战争就不是人类的宿命。这为冲突和动荡频发的今日世界分歧与对立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从大一统到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从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转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形成根植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观念与实践,成形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救亡图强的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大一统观承受了王朝更迭、外来文化冲击和各民族融合引发的变革,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状态的重要文化和心理纽带。近代以来,由传统大一统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不可避免,以“天下大一统”为理想愿景的大一统观也经现代观念的重构,转变为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统一性理念。从大一统观念下的自在共同体转化为统一性观念下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天下一统的文化愿景被重构为多元一体的身份意识,向内凝聚的政治结构被重构为集中领导的团结意识,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哲学被重构为文明发展的历史意识。以现代统一性观念为基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中国能够在维系统一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敦伦化俗,运世造命——明末“异端”学者颜钧的儒学化俗实践及其讲学活动

颜钧早年通过创建“萃和会”这种民间的化俗实践,传播儒家的孝悌仁义等纲常教义。其后他以布衣而兴出位之思,提出“运世造命”的社会改造理想,并由此展开了周流天下的讲学活动。这说明,他并非是时人眼中非毁名教人伦的“异端”学者,而是一个儒家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名教秩序的维护者。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朱熹政治哲学略论

以南宋政治面貌为背景,朱熹提出了以兰代文化价值理念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希冀建立一个既有上下之秩序,又有整体之和谐的国家。他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要求君主和臣下顺应天理,各尽其职,上下互动。力求达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和谐有序。朱熹把这种政治理念,扩大到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加以说明,确立了一个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体系,在此之下朱熹从易学阴阳对待、交易往来的角度对事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     

从“自性”走向精神生命的“自由”与“平等”——庄子哲学理路解析

万事万物各具其理,其本原又与天地同归一气,气绵延统贯于万象,道承载于“天地之气”,“道体”亦即内在于主体的故有本性、规律。万事万物的本体自性俱足,无须孜孜向外求道,只需求诸于内。“自性”即主体自我反省时的迥然一念明觉,自性呈露既是“天道”,又是独具的“生成之理”,是“道”与“理”的统合。万物但能清虚自守,复归自性,“万物一体”之“道”即如如显现。纵然天地间万事万物各有所待,但当境自足,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万象归复自性,又实则趋向于“道”的秩序井然的宇宙论模态与本体论体系。由自我本性之朗现,人之自性与物之自性和谐感应,故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意见皆无不对,而得出万物齐同平等,主体精神生命“自由”实现的圆融哲学理路。     

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要求人类政治从“自然”的野蛮状态走向“自由”的文明状态.他利用条款的形式向世人论证永久和平的内容,并且阐述着其在政治伦理领域内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其中所体现的政治伦理思想为目前政治与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全面而理性的视阈,为当今现代国家的“文明”诸如在政治管理与道德、政府道德以及从政者道德领域内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积极的参考,为全人类国际政治关系的“永久和平”发展走向提供了有效的路径选择,对现代政治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都体现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     

万物一体论的近代形态——理学视域下谭嗣同万物一体论的考察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表达了“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从表面来看,这是对宋明理学万物一体论的继承和发展,但实际上两者有着重要差别。在理论面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主要指向道德主体经过修养所达到的主观精神境界,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主要是在“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客观存有层面进行阐述。在价值指向上,理学的万物一体论始终坚持“仁”的特殊性和差等性,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将“仁”理解为消除人我之别的无差别平等。造成两者上述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宇宙论根据的不同：理学的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宇宙造化生生不息的基础上的,差异性是造化之必然,也是统一性之前提;谭嗣同的万物一体论则以均质无差别的“以太”作为宇宙本原,由此无差别同一才是宇宙的根本原理。     

老子与夏族文化

任何一种思想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而同时亦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说,都要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基础。老子曾经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并不是说从虚无中生出有。其实老子所谓“无”也是一种有,只是由于其存在状态与有不同,所以才称“无”。这种存在状态的不同就在于:有是有形的,因而是可以感觉到的;无是无形的,     

《管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管子》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天人观,“道为物要”与“德润万物”的伦理观,“人君天地”与“人与天调”的实践观。其深刻的精神理念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启示我们应从强化生态意识、加强生态制度建设、实施行为生态化建设、坚持生态化修养建设等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论《庄子》对“担当”精神的消解

庄子对人的“担当”精神进行了消解。他通过“让天下”意象说明担当天下为人生之负累，境界超越的人并不愿意治理天下，放弃担当才是合乎大道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天下无需治，也不能治，否则只能事与愿违，越治越坏，并对忧患意识和以治国、平天下为担当的圣人做了批判。在庄子理想的“至德之世”中没有互助与担当的位置。庄子消解“担当”的观念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与对“百家”之学的批判亦密切相关，其对“担当”精神的消解始终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和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