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类学的定位:一种思想史的路线图

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角度确定都市人类学在社会科学图景中的定位,并试图辨别都市人类学的主要特征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作者回顾了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并从概念上对都市人类学进行了界定,通过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传记的研究,追溯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根源。作者认为,都市人类学也陷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之中,但保持了一种行动的方向以及介于一种批判的自我评价与一种实用的田野调查进路之间的合理平衡。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制度创新如何生成和演进?——对乡镇公推直选试验的进化论分析

本文以社会进化理论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的乡镇领导公推直选试验发生和演进历程。作者认为,乡镇公推直选制度创新试验是一种外生力量驱动的政治性制度变迁。在乡镇财政困难、腐败蔓延、治理水平低下的环境压力下,作为主要行为者的极少数县市地方政治精英产生了观念的突变,并进而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发生。随后,制度创新的扩散、延续和消亡的过程则是在结构自身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农业税取消),中央、地方政治精英以及由学者和媒体构成的公共舆论为主要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其中强势的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外生性特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制度创新走向消亡也是由相关行为者中强势的一方来决定。通过实例分析,文章认为进化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范式,在分析制度变迁规律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巨大潜力。     

住豪宅的新富豪:前社会主义国家城市改造一瞥

在具体阐述前社会主义国家新富豪的豪宅之前,作者首先指出,众所周知,都市人类学在法语世界是个相对新兴的领域。在法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也与对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广泛讨论有关;对都市人类学的迷恋还在于人们开始普遍关注"日常生活";"都市人类学"的称谓具有模糊性。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新富豪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边缘者、少数民族,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贫困罗姆人。在东欧和前苏联,新富豪的出现是个新现象。作者根据有关挥霍和模拟的理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富豪,尤其是茨冈新富豪的豪华建筑的快速发展做些解释。作者主要从争取获得承认和社会上层地位的斗争以及大肆挥霍这两方面来阐述这一现象。作者最后指出,从更大的范围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的国家和国际倾向这两种倾向值得关注。     

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关于政商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几点思考

由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彼此互动形成的政商关系,对当代中国社会格局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且极其深远,无论是二者之间的对立冲突还是精英结盟,都会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障碍和风险。要真正实现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遵循一些基本性伦理规则,包括权力对资本运营过程的规制、引导与服务;资本对公共权力运行体制的改革、创新与划界;特别是要符合三利(利己、利民、利国)三公(公开、公正、公平)的道德要求。     

身体的边界性与“去边界化”——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反思

医学人类学试图用心理-生理-社会的"总体"的身体,作为沟通个人与他者、个体与社会整体的中介。通过梳理医学人类学经典民族志,讨论了身体边界的象征性和符号化,权力、等级、族群、阶层等社会边界的"具身化",以及社会历史变迁在身体上的投射。21世纪以来,医学人类学通过一系列反思,试图超越身体的边界,达到革新社会范畴和社会秩序的目的,给社会和个人注入更多活力。其研究路径可总结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身体观-引入异民族文化和视角-拓展和更新现代医疗观念。     

人类学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田野反思

<正>人类学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可归入宗教人类学或民族宗教学的跨学科范畴,学界很少从学科上进行过总结和反思,因此对田野和研究作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多置之不顾。许多初涉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从业者,多在了解了片段性的民族风俗习惯后即匆匆进入田野,缺乏基本的人类学和伊斯兰教知识体系,这样的研究与人类学提倡"深描"的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从田野工作方面进行反思,许多研究作品都存在欠缺,甚至存在缺乏田野常识、伦理和真实性等问题。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文化学渊源刍议

东西方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其中对人的基本假设存在“性恶”与“性善”的不同逻辑起点,公共权力运行也由此产生了法治和德治的不同方式。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提出,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当今社会新特点,对中西方两种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批判继承并加以创新的结果。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春季节仪的比较研究

作者将中国的古代宗教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东亚文化和地理视域中进行观照,通过文本分析和田野考察、汉学与人类学交叉的视角,将之与未受佛教和其他文明影响的近代越南、老挝的泰族群的社会与宗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泰、倮倮以及苗族文明之间有众多的关联点和令人吃惊的相似性。通过解读近代泰族的春季节仪,可以更好地洞悉先秦的中国社会和宗教的情况。     

城市中的民族性:喀山的鞑靼城市青年文化

在本文中,城市与城市空间应被理解为认同和权力得到讨价还价的一种政治平台,被理解为人们将认同和权力投射于其上的屏幕。在这种语境下,作者反思了喀山的鞑靼青年所采用的"自下而上的"认同管理策略,反思了他们试图构建一种"鞑靼青年文化"的企图。这些认同策略的取向主要是反对"俄罗斯他者"、没落的消费主义西方以及一种愚昧的鞑靼乡村文化,这些策略的主要关切在于"收回"喀山,使喀山"鞑靼化"。这些策略包括在说俄语人群占主导的公共空间中使用鞑靼语、在音乐和时尚中引入鞑靼民俗元素,以及求助于一种与针对伊斯兰和革命前鞑靼知识分子的开化进路相关的(失落的)鞑靼城市文化。鞑靼青年圈因而将民族性作为从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上对城市空间(再)挪用的一种资源,反过来,这种民族性又被理解为在一种专门的历史和"全球地方化"语境中的一种象征性政治行为。因此,本文引入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中的关系、规范和价值的替代性概念,为一种针对世界主义的批判进路做出了贡献。     

田野民族志的力作 妈祖文化史的新篇——叶明生主编《莆田贤良港妈祖回娘家信俗调查研究》读后

正人类学研究人及其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是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对某一文化事项进行详细记录,从而形成田野民族志作品。叶明生教授是熟谙人类学田野方法的学者,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王秋桂教授主持的海峽两岸合作项目"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研究",就以《福建龙岩市东肖镇闾山教广济坛科仪本》《福建龙岩市苏邦村上元建幡大醮与龙岩师公戏》《闽西上杭高腔傀儡与夫人戏》《闾山教传度仪式研究》等成果,受到学界瞩目。近年来,叶明生教授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鉴识,组织学者对福建莆田     

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正>治理理论是最近20年来国际社会科学中卓有影响的理论,在发展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在西方甫一出现,就迅速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强烈兴趣。但是,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语境中,因此它是否适用于民主、法治及公民社会等情况都明显异于西方的中国,就成为一个热门议题。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怀是正当的,但如果因现实关怀而忽视了应有的学术理性,就可能导致对理论的随意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一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回归"现场":多重权力互动下的宗教实践--读《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

宗教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取径展开.一种是对义理层面的思辨,它注重教理、教义和教派,精致地分析、比较精英人物的理论体系,关注教理教义的纯正性与正确性这样的问题.这种研究预设了一个"全真"的认知彼岸世界,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证明某一教理教义及其理解是符合还是违离这一认知的彼岸世界,这可以称为神学取径的宗教学研究.另一种是对具体宗教实践的探究,它注重现实社会中展开的宗教实践的具体过程,分析这一过程中诸种权力的博弈与诉求,神学意义上教理教义的真确性这类问题在被"悬置起来"(bracket it out),而代之以追问宗教实践的现场各种权力与各类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可以称之为现象学取径(approach of phenomenology)的宗教研究.段玉明教授的新著<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①(以下简称<相国寺>)无疑采用了后一种研究取径.     

拉卜楞寺羌姆的历史与现状——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羌姆的田野考察

<正> 2004至2008年,笔者曾多次对夏河县拉卜楞寺的宗教舞蹈羌姆、以及民间和藏戏舞蹈等作了不同程度的田野考察。本文即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舞蹈艺术等理论与文献材料,并就拉卜楞寺羌姆舞蹈的起源、种类、表演形式、传承方式、艺术风格特点以及与藏族文化的关系做一系统、全面的分析探讨和研究。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之重建

该文认为政治就是以公共权力分配为核心内容的游戏;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学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运行规律,而政治哲学则研究权力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古典西方政治哲学所形成的是一种正义传统,而它正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天道传统相呼应。中国近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破坏了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传统,重建我们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传统,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探究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本质上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准则、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何权衡在危机状态下政府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又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