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论自爱和同情——从尼采的观点看

本文从尼采的视角理解和评价卢梭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卢梭关于自爱和同情的思想。卢梭不仅将同情看作一种同自我保存或自爱一样原初和基本的情感,而且认为同情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础。但从尼采的视角来看,卢梭所说的同情并不是一种原始和基本的情感,而是一种从自爱和"私有之爱"中衍生出来的情感。不仅如此,同情这种情感将痛苦而不是快乐当作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基本体验,隐含了对于生命和世界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尼采认为卢梭的同情学说及其道德哲学最终体现了一种虚无主义。     

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

卢梭与孟子都对人类的同情、怜悯之心进行了深刻阐发,甚至他们用以阐述这种情感的故事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可是,当他们将这种道德情感与政治问题联系时,却又表现出了差别很大的旨趣,从而体现出两种不同政治思想传统的鲜明反差。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比较性分析。     

孟子政治哲学发微——以责任政府思想为视角

责任政府思想是孟子政治哲学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内容。在孟子看来，统治者之所以能组建政府，其一是自身具备德性修养，其二是民众的认可。同时，孟子在承认现有分工的情况下，又从理论上认可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己而达到圣贤的境界，从而为所有人平等地参与政治打开大门。统治者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民众须向统治者交纳赋税，二者义务对等，否则，即是“巨屦小屦同贾”的不合理情境。因而当统治者治理无道时，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从而，孟子构建出一种开放性功绩制的儒家责任政府理想，但也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

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合法性辩护,唤起被统治者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但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是有限度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由政治秩序本身决定的不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不能违背政治统治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同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还必须同其它合法性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建构合法性的政治实践中滥用意识形态,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探究

道德基础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以企业利己主义为股东至上论进行辩护,弗里曼等人以义务论为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辩护,但这两种辩护都存在着问题而不足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合理的道德基础.后果主义理论通过为波特等人提出的共享价值论进行辩护,以及为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合理辩护,显示了其优越性.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权力的眼睛:《等待野蛮人》中的权力机制

《等待野蛮人》是以帝国对"野蛮人"的统治为故事背景,将被统治者置于岁月的炼狱之中,层层推进地展现了帝国统治者的权力运作机制。以福柯有关权力的论述为视角,对小说中权力的眼睛进行解读,认为小说中眼睛是权力的隐喻,通过论证文本中满目疮痍的社会规训,众目睽睽下的暴力构序以及掩人耳目的精神支配,以此对帝国统治者的霸权统治进行反抗和颠覆。     

一本、二本与实践理性的困境

墨子确立了墨家伦理的功利主义基本走向,并把兼爱作为不偏不倚的程序性原则。但是,片面强调兼爱(或不偏不倚)导致忽略了个体利益的理性发展。故而夷之就对墨子思想予以了明确化与局部修正。夷之的做法遭到了孟子的反击而被贬称为"二本"。孟子关于一本与二本的划分引起了广泛关注,朱子认为二本的实质是爱无差等,故而二本同时适用于墨子和夷之。汉学家则多从伦理学角度去解读二本,认为夷之面临两个道德方向相互冲突的困境。从道德哲学角度去看,墨子、孟子的伦理学都是一本,只有夷之的才是二本。实际上,夷之和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西季威克面临着相同的实践理性的困境:即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自爱之间的冲突。     

《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

《尚书》名称的真实意义是 :上古流传下来的、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尊崇的、记载古代贤王明君事迹的典籍。从《尚书》人物与儒家宣扬人物的一致性可知 ,周初以来就存在一个从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公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天命的传承系统 ,道统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孔子、子思、孟子到司马迁继承并总结这一政治传承系统 ,其思想源自于《尚书》等政治典籍中。大统一时代的汉代儒学结束了战国以来各自纷争的局面 ,以顺应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的需要 ,这与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是相呼应的     

阿玛蒂亚·森论“理性的同情”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只有明确地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选择,才被认为是理性的选择。而为他人利益着想的心理或行为,如同情心理或行为,则因其与自利不相容而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森通过分析同情心理或行为中的利己主义因素,反驳了将理性仅限于自利心理或行为的狭隘认识,为经济学以及伦理学理论在利己与利他、经济理性与道德情感上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弥合社会科学领域的"斯密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康熙与清初庙堂儒学

清初儒学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无疑是早期启蒙儒学和庙堂儒学。前者体现了明代中后叶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气息,显露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动向;后者乃正宗官学,是清初统治者利益意愿的体现,不仅在当时即具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更奠定了有清一代思想统治的根基。本文仅拟透过对康熙儒学思想的评析来审视后者。管台之见,尚析方家教正。一、倡明道统治统合一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崇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观念——兼论所谓“东亚价值”

近年来,“东亚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所谓“东亚价值”,其核心被认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孟子政治思想核心的王道观念进行一些梳理,来认识儒家是怎样看待政治权威主义的。一一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介于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像传统专制主义那样对于社会臣民采取专断的权力统治,也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的是服从、秩序与纪律。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把国家…     

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

作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共情一直是社会认知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共情原本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逐渐变得模糊,具体表现为共情与同情术语的混用。事实上,与共情不同,同情的历史更加悠久,例如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和休谟提出的同情说。为了辨析共情与同情的概念和内涵,以及阐述现有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本文从词源、概念和测量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期望进一步规范相关术语的使用,进而为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提供一些建议。     

色诺芬论苏格拉底的中间道路——对《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一章的解释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二卷第一章中,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普斯的对话极具戏剧性,十分有助于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形象。苏格拉底先提出,一个适于统治的人必须自制,其次从快乐的角度比较了统治的生活与被统治的生活,并暗示有一条介于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道路,最后通过讲述"岔路口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表明真正的美德介于习俗意义上的美德与邪恶之间,而苏格拉底本人就代表着真正的美德。     

先秦儒家的社会契约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契约社会,也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契约意识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和民众、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通过"礼"与"信"的长期影响,形成了某种以公正为原则的契约关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政和民众的义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它有两个特点:首先,这种规定是不成文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其次,这种规定是约定俗成的,代表着个体和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往往具有舆论和道德层面的力量。在《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这种道德层面的契约关系并不鲜见,深刻反映着中国早期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     

基督教的传播与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因应对策

罗马帝国统治者以政治标准和实用态度裁决基督教,从视为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予以默认,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再到承认其合法性,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需要而调整,最终基督教提升为国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政策为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干涉教会事务确定了先例,对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西经济伦理的发生学考察

一、东西方两种伦理观特征的比较在东西方的古代社会里,几乎都非常重视道德在统治管理民众中的作用,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美德都是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生产力都比较落后,社会经济关系比较简单,商品交换的频率和规模相对较小,社会经济利益的冲突还远未成熟到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道德这种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自然长入文明社会的、对社会人伦关系以最基本最简单的善恶评价方式进行调节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成了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最便利最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