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清凝斋

寝室曰清凝,旧斋居以仍。 无过停信宿,(2)已觉未相应。 信弗民劳力,微嫌吏逞能。 精蓝雅可望,后范底须增。 凝碧亦曲沼,清寒自迥陵。(3) 五言聊志愧,未像戒之曾。(4)〔注释〕 (1)此处两首诗系乾隆皇帝为五台山所作。今天发表,以堆读者. (2)信宿:连住两个晚土。 (3)清寒:贫苦而有志节的急思.迪陵:远大的意思. (4)豫:同“预”,事先的意思。题清凝斋~~     

乾隆皇帝论"五方"--五台山佛教文化漫笔之一

五台山东、南、西、北、中五座台顶，分别供有聪明殊、智慧殊、狮子吼殊、无垢殊、孺童殊等五方殊像。黛螺顶殊殿中，仿照五座台顶的五方殊像合塑于一殿。人们把登上五座台顶朝拜五方殊称作“大朝台”，把登上黛螺顶朝拜五方殊称作“小朝台”。     

仁的“偏言”与“专言”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北大核心CSSCI

仁的"偏言"与"专言"话题源自程颐所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重点在如何看待仁在整个德性体系中的地位,并涉及仁是作为至善整体还是特定的德目等多方面的问题。程颐通过对《易传》"乾元"和"元亨利贞"的阐释,以"生"为纽带,将四德五常联系为一个整体。以生论仁,既关联存在论的性理,也含摄宇宙论的生理,力求从仁的"偏言"与"专言"入手揭示出仁的特色和性质。朱熹讨论仁的"偏言"与"专言",通常是将其纳入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的框架之中。基于生气流行,"心之德"可以是"爱之理",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仁的至善整体与流行实施中的德目最终相互发明。     

《庄子》知言观中的道

为了解决道的知与不知和言与不言的矛盾,庄子提出"不知之知"的"真知"观和"不言之言"的"大言"论.他以道知和道言关系为中心,从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回答了道的有无、隐显、道物关系等本体论问题,阐释了认识的起源、本质、界限、作用、真妄及语言表达等认识论问题,指出了知、言、道关系的人生实践意义,并最终把知与言解释为道的存在.     

从“庄语”到“巵言”——庄子语言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意涵

在庄子看来,“言”是人召唤与接纳万物的基本方式,在人类思想与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万物既以“浑沌”为其本然态势,因之而起的“言”也呈现出“未定—无常”之常貌。如果“言”不能知止于此,就会逐渐衍化成试图在浑沌中固化价值、凿出秩序的“庄语”。通过“有用—无用”之辨与“是—非”之辨,“庄语”试图定性乃至重构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从而形成了对万物的限制与宰制。正是为了解决语言因隐于“荣华”而使人无法合理观物、应物的生存难题,庄子提出了寓言、重言与巵言。寓言、重言是以人之是非、古今观念为基底而生成的语言策略,意在弱化言说对象的是非对抗心理、因顺言说对象的尊古崇圣心理,以期实现平等而有效的沟通效果;巵言则是依乎天理、因物为正之言,由之敞开的是一个“咸其自取”的生活与意义世界。     

玄奘“五种不翻”三题

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家、翻译家。他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鲁迅曾称玄奘这样的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本文拟仅就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略述己见。一、“五种不翻”的出处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对玄奘“五种不翻”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他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之事,遣词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1]然后举鸠摩罗什、玄奘为例说明之。其中关于玄奘的文字如下:而奘公亦谓:“五…     

《周易》形上思想研究

贞,从哲学来看,是一种善恶价值判断.它是对选择某项原则的赞叹与呼吁.它是主体的私意的表达.同时,这样的观点的接受意味着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内化为主体的德性,成为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即元.价值判断的对象是对事实陈述的选择,如利.这些对象最终落实为知识形态.知识是一种相对确定的陈述.它无法表达存在的真正,即本体.知识所陈述的对象是事物的亨,即现象.现象是外在的生与主体的思的共同造作.在造作过程中,主体赋予事物以时空性.因此现象不真.事物的本体是生、思,即元.元展开为德性与生生不息.对于本体,人们保持沉默.元是无.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德行等把握它.     

“三言”中帝王形象特点及其原因探析

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了多住帝王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有着共同特点：人物性格平民化、人物经历传奇化、人物面貌扁平化。本文认为,造成上述帝王形象特点的原因主要包括：增加作品可读性,满足读者的消遣需要,寄托自身的感慨等。     

住持智答乾隆

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常州天宁寺。有人打小报告说，天宁寺的住持不守清规。于是乾隆就问住持：“你有几个妻子？”“两个。”住持回答说。“哪两个？”乾隆一听，大为惊异。“夏拥竹夫人，冬怀汤婆子，不正是两个妻子？”住持慢条斯理地说。竹夫人又名竹几、竹夹膝，是一种用青竹编成的长笼，也有将整段竹筒打通竹节、筒上开许多通风孔而制成的，夏天抱着睡觉，可以消暑。     

佛言祖语

<正>云何声明处?当知此处略有六相:一、法施设建立相,二、义施设建立相,三、补特伽罗施设建立相,四、时施设建立相,五、数施设建立相,六、处所根栽施设建立相。     

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戒

不失威仪不言戒, 性上何曾有分别。 六贼难盗无相宝, 境风空来还空灭。     

佛言祖语

<正>梵天王白佛:大德!世界中,智有上中下,善濡直心者,易可得度;是人若不闻法者,退堕诸恶难中,譬如水中莲华,有生有熟,有水中未出者,若不得日光则不能开。佛亦如是。佛以大慈悲、怜愍众生故为说法。佛念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法,皆度众生为说法。我亦应尔。如是思惟竟,受梵天王等诸天请说法。尔时,世尊以偈答曰:我今开甘露味门,若有信者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为说。佛此偈中,不说布施人得欢喜,亦不说多闻、持戒、忍     

老子与孔子语言观之比较

老子的语言观来源于他的哲学观点 ,他在把自然看作是阴阳合一的统一体时 ,认为阴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阴柔必然能战胜刚强 ,因而他片面提倡阴柔而否定刚强 ,这就使得他的人生观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消极的因素 ,从而导致了语言观的消极。他尽量地弱化语言的功能 ,否定语言形式的作用 ,但他的“正言若反”的命题却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孔子的语言观主要来源于他的伦理学观点 ,他认为语言是心灵的外现 ,属于“仁”的道德范畴 ,因而他充分肯定了语言的功用并提出了在交际中运用语言的一些基本规律 ,对我国语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意-象-言"的解构与中医研究

中医理论难以用逻辑语言进行现代化表述被归因于其以"象"表"意"的理论体系.从中医认知、思维和传承体系"意-象-言"的角度出发,力求厘清三者的含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现代化语言表述困难的真正原因,提出对"象"和"意"进行分类鉴别,提取出其背后蕴含的基础理论,运用新的语言对中医理论重新表述的可能性.     

以言体信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经文：雅3：2;弗4：29语言是人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人每天都会说很多的话,怎样说话,说什么话,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内涵,而基督徒的说话又多了一层意义：见证信仰。圣经对说话有什么样的教导呢？基督徒又该如何说话呢？一、话语的力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吴彬

吴彬（16世纪）．字文中．莆田（原福建）人．流寓金陵（今南京）。善山水．人物、明万历间以能画推荐中书舍人。历工部主事。其画山水．绵密繁缛．景静魂奇。人物多为佛画罗汉．形状怪异．但却洁秀清新。十八应真（阿罗汉）为传统佛教画题材．而吴彬此幅，于罗汉．修短肥瘦．各尽其态；于龙虎龟鹤．诡异多姿。圈中乾隆皇帝弘历的题诗．对他们都一一进行了描述，称赞其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别开生面”，可谓知画者。又称吴彬为“不羁士”。按吴彬于都门阅邸报．     

浅析景泰蓝的图案色彩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景泰蓝是我国金属工艺中的重要品种,发源地是我国的古都北京。最初的景泰蓝多为仿古青铜器皿,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工艺家们找到了一种深蓝色的蓝釉材料,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端庄富丽,沉着大方,这就是今天的“景泰蓝”。     

佛言祖语

问曰：五波罗蜜相即是般若波罗蜜相不？若是般若波罗蜜相,不应五名差别;若异,何以故言欲行檀波罗蜜当学般若波罗蜜？答曰：亦同亦异。异者,般若波罗蜜名观诸法实相故,不受不著一切法;檀名舍内外一切所有,以般若波罗蜜心行施,     

审美的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孔子之文艺本体论辨正

孔子思想以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为核心,从内容与审美两层面积极影响了后世文艺,这是长期受到曲解和忽视的。“不言,谁知其志”是从“人”存在发展的高度极端强调了“言”的必要性,引入文艺领域则是鼓励创作;“各言尔志”表明“志”作为文艺本体是内在、审美的,绝非“扼杀个体/个性”;“志”感于物、达于天,都从内容通向审美;“可以兴”与“为乐”的境界即文艺的审美本体,以此为基础的“文质彬彬”才进入本体范畴。惟其如此,孔学才成为华夏美学的主体,从根本上促进了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