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之“兴”有三义：在根柢上是源于“心”的创造力量,在性质上是“善意”不已的冲动,从存在状态看是道德生命的活动。“兴”开启了“诗”与“仁”对接的思想通道,确立了“孔子诗学”的内在依据。“孔子诗学”是孔子儒学的一种哲学形态。“兴”从横向、纵向上撑开了“孔子诗学”的思想体系。“兴观群怨”是一种与“风”“雅”“颂”不同的思想结构,是对儒学人生意义的全幅涵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道德生命的形成与实现历程。“兴”提升了“孔子诗学”的道德理境,赋予了孔子儒学一种诗性智慧,开创了儒家诗学思想又一经典阐释传统,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

最近,一些报刊上发表了重评1964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的文章,大都明确肯定了“合二而一”也是唯物辩证法。我对“合二而一”这个学术理论问题却还有些不同的看法。1964年,那个“理论权威”和关锋之流,玩弄阴谋与权术?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所谓批判“合二而一”的“政治运动”,对主张和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迫害,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     

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的新探索

本文是作者专著稿中论述八卦起源的一部分章节。作者首先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统认为最早出现又标明符号数字义的“伏羲八卦”作了考察,剖析了“伏羲八卦”中符号的“形”与“数”存在的矛盾,进而结合今传“洛书”探索了“数”与八卦符号“形”的内在统一关系,从中推测八卦八个符号的原始数字义及其表示方法。作者认为“伏羲八卦”不是八卦的原始“母图”,可能是战国时的晚出八卦,是由八卦的“母图”演化而来的“八卦图”。作者分析了今传“洛书”向今传“河图”的变易,以及今传“河图”与“文王八卦”的关系。文章否定了八卦中存在“二进位制”的说法。     

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

李退溪(1501—1570)为朝鲜李朝朱子学之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朱熹哲学思想,而构成了博大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他的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最高范畴是“理”,或谓之“太极”、“道”,其核心范畴是“理”与“气”。“理”既是最一般的规定,又是最具体的发展。它是其逻辑结构的起点;由于“理”、“太极”、“道”的动静流行,便从“天道”(圆)到“地道”(方),包括“人道”。在这个流行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层次:“理”、“太极”、“道”,属于“理本”范畴,作为宇宙本体的第一层次。“气”、“阴阳”、“五行”,属于气化范畴,作为宇宙化生的第二层次。第一、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卡里斯玛”崇拜与中国古代“德治

“谁”来实行“德治”、“谁”才能实行“德治”?围绕着这一问题,文章从韦伯的统治结构“三类型”说切入,论述了儒家的“卡里斯玛”崇拜及其与“德治”思想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德治”是以“卡里斯玛”崇拜为特征的“德治”,即“圣王”-“德治”。儒家寄希望于“卡里斯玛”式“圣王”来实现“民本”-“德治”-“邦宁”的“德治”理想。然而,这在“传统型”的君主制政体下是不可能真正和全面实现的。文章还分析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影响,指出除了给君主以“卡里斯玛”光环和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有规范作用,唯有“德治”思想体系中的“德教”产生了实在的重大影响。     

从世间际到实际：“二谛”之“观”下的涅槃——以《中论·观涅槃品》为中心

对于佛教“涅槃”说,其内部的各个派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涅槃”说。其中,尤以大乘中观学派的“涅槃”说而独树一帜。中观学派以“缘起性空”为出发点,提出了以“实相为涅槃”的“涅槃”说。其于强调（涅槃的）“实际”同“世间际”的毫无差别、二者均为“性空”（无自性）且不可执著的同时,亦将涅槃之理想境界的追求立足于对世间事物之实相及其空性的把握和体悟上。而于“空”的理解则离不开“二谛”之“观”。因此,若从世间际到实际是为通向“涅槃”之必由之路的话,那么,“二谛”之“观”则可谓是该“必由之路”的指路明灯。     

汉语本体符号新释

汉语“本体”由“本”与“体”两个符号组成,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 ontology。汉语“本体”与“体”“本”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过程。中华先哲的问学之旅,即是立“本”生“道”、“本体”与“体”“本”的和合相生之旅。汉语本体构成了汉语思维进行诗性超越的根基,它独特的创新意识表现为追“本”溯源、返“本”开新,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本体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自现代以来,ontology 式本体之理解遮蔽了汉语“本体”的“本”来内涵,汉语“本体”符号亟待摆脱ontology 的“殖民”,而返回母语故乡。     

要恰切使用文言词

文言词指那些曾在古代汉语中使用过,并且表示的事物和现象至今还存在,只不过已经被现代汉语的词代替了的词语。例如“目”被“眼睛”代替了,“俱”被“都”代替了,“囹圄”被“监狱”代替了。“目”“俱”“囹圄”都是文言词。另外,文言词还包括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虚词,如“之、乎、而、已、哉”等。现代汉语中文言词语非常丰富,有些词语表现力很强,甚至在现代词语中找不到能     

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

清朝末年,随着报刊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流转,报人对报刊的社会角色和功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始曰“耳目”、“喉舌”,继之言“第四种族”与“舆论之母”,再则称“政监”与“向导”,愈转愈进,愈转愈激。由于立意于作为“政监”和“向导”,报刊特重“主观”之“言论”,遂由“代言”而逐渐转向“灌输”,甚至直接“制造舆论”。因此,尽管报人与报刊仍以代表“公意”、“公益”而自期,但主观之“言论”究竟在多大程度表达了“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于“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不免令人生疑。     

归依三宝是在家居士学佛修行的入门基础

佛弟子中大分两类,一是出家众,二是在家众。出家众中,若是受了具足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新译为“苾刍”;若是受了具足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比丘尼”,新译为“苾刍尼”。在家众中,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男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塞”,新译为“邬波索迦”;若是受了三归五戒的女性学佛者,佛教称为“优婆夷”,新译为“邬婆斯迦”。“邬波索迦”是梵语upqsaka的音译,“邬波”意译为“近”,“迦”意译为“事”,“索”是男性的通称,若是“斯”,便是女性的通称了。而“邬波索迦”与“邬婆斯迦”,实际上就是指亲近承事三宝的在家男居…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身心合一"之"仁"与儒家德性伦理--郭店竹简"(身心)"字及儒家仁爱的构成

有关儒家“仁爱”思想的研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仁”这个字的起源,即它最初的构形以及与此相联的本义。战国玺印文“”的发现和释读,①使人们看到了“仁”字的新的构形,也使重新理解“仁”的意义有了可靠依据。郭店竹简中所有的“仁”字(七十多个)都写作“”,不仅进一步确证了古“”字的存在,而且提供了有关儒家“仁爱”观念的新文献,为研究“仁”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活力。大家围绕“身心之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此字的构形与《说文》“从千从心”之“仁”和“从人从二”之“仁”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但还不能令人信服。本文在…     

“社会主义新人与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述要

1994年9月下旬,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社会主义新人与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 与会者首先探讨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内涵。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新人”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公民是“社会主义新人”的质的规定性,“四有”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一些同志还认为,“四有”不如提“德、智、体、美”较为全面,因为“四有”的规定面窄了些,只反映了“德”和“智”的要求,没有反映“体”和“美”的要求。还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真知”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认识论视角下的庄子“知”论解读

庄子的“知”论历来被视作境界论,而非认识论。如果我们以认识论的视角去解读庄子的“知”论,会发现庄子所谓的“真知”并非是对“道”的体认,而是对“认识活动之本质”的认识。庄子认为“真”的本义是“倒下的人”,引申为“主体性的消解”。所以“真知”的内容为：“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而非通常所理解的主客二分下的活动(“俗知”)。这一方面揭示了认识活动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也消解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避免了陷入由“俗知”所带来的“认识论困境”。     

《诗经》"德"范畴的形上义蕴

《诗经》“德”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确立了“德”作为一个哲学和伦理范畴所特有的形上义蕴,开启了一条从形上王国通向现实人生的道路。“柔”、“惠”、“直”、“恭”、“温”、“善”等诸多道德规范和道德条目的内涵开始向“德”渗透,德性思想和意识逐渐生成。“德音”、“德行”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则为“德”范畴在哲学和伦理向度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