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中期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情绪适应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2603名小学儿童（平均年龄9.05 ± 0.53岁）作为被试,考察童年中期同伴侵害现象的基本特点,以及同伴侵害与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的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水平均显著高于女生,与身体侵害相比,关系侵害的性别差异程度较小。在同伴侵害的类型特点方面,儿童遭受身体侵害的水平显著高于关系侵害。（2）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各情绪适应指标显著正相关,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能同时预测儿童的情绪适应不良;并且与身体侵害相比,关系侵害对情绪适应的影响更大。（3）身体侵害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表现出性别差异,即身体侵害能预测女生的社交焦虑,而对男生的社交焦虑不存在预测作用;但同伴侵害与孤独感、抑郁的关系不受性别的调节。总体而言,有同伴侵害经历的男生和女生具有相似的情绪适应问题。     

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和同伴侵害的关系:交叉滞后研究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2178名小学生为被试（平均年龄11.05±0.69岁,男生1132人）自5年级追踪至8年级,通过纵向交叉滞后模型对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各年级关系攻击均可预测之后的关系侵害,7年级身体攻击预测8年级身体侵害,此外6年级关系侵害经历对7年级关系攻击具有预测作用。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纵向联系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些结果表明,童年晚期至青少年早期攻击与同伴侵害之间总体上符合连续性社交过程模型,即攻击对随后的同伴侵害具有更明显预测作用,但在小学升初中的学校过渡阶段关系侵害预测随后的关系攻击,部分支持两者间存在双向关系。该结果提示需关注儿童青少年的攻击与同伴侵害经历,采取措施避免其陷入攻击与同伴侵害间的恶性循环之中。     

累积情境风险与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个体保护因子的补偿效应和保护效应

对511名初二年级的流动儿童（平均年龄：14.37±0.78岁）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考察累积情境风险与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自尊、心理弹性和情绪调节等个体保护因子的作用方式差异及累积效应。结果发现：（1）累积情境风险负向预测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各领域风险预测作用由大到小依次是家庭关系风险、同伴风险和学校风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风险预测作用不显著;（2）自尊在各领域风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均发挥补偿效应;心理弹性在同伴、学校领域风险中发挥补偿效应,在家庭关系领域风险中发挥保护效应;情绪调节仅在同伴领域风险中发挥保护效应;（3）个体面临的风险数越多,具备的保护因子数越少,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越低。     

友伴人际品格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友伴数量的调节作用及儿童群体差异

友伴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影响源。本研究从儿童积极发展的视角探讨友伴人际品格（仁慈和公正）对儿童人际品格的影响及友伴数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检验了儿童的群体（学段、性别、是否独生）差异状况。研究采用班级同伴提名法及儿童品格调查问卷对1555名4~9年级儿童及其互提名友伴展开调查。结果发现：（1）友伴仁慈和公正显著预测所有儿童群体的仁慈和公正;（2）儿童的友伴数量更多时,友伴公正对其公正的预测作用更显著;该调节效应仅体现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上。研究结果表明,儿童与具有积极品格特征的友伴交往对其积极品格的发展至关重要,且对于特定群体（如初中生、男生）,与越多具有积极品质的友伴交往,其受到的积极影响越大。     

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与学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

运用同伴提名和问卷法,对82个城市初中班级的4650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并使用多水平分析技术探讨了班级环境变量对儿童社会行为和学校适应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其同伴接受和学业成就,儿童的攻击、退缩行为对学业成就和同伴接受有明显的负向预测效果;在班级环境变量方面,老师支持可以减弱退缩行为和学校适应间的负向联系;老师训诫不仅可以减弱攻击行为与同伴接受间的负向关联,并且对退缩行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负向联系也具有削弱效果;同学关系这一变量的班级效果最为明显,可以明显地增强儿童问题行为与学校适应间的负向联系;而班级秩序纪律对攻击行为和学校适应间的负向关联有明显的强化效果。     

9~11岁儿童创造性人格与欺骗行为的关系: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与问卷法探究了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利他两类动机的欺骗行为的关系及亲子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以317名儿童（M=9.77, SD=0.74）为被试,结果显示：（1）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都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父子与母子沟通质量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对利他欺骗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3）父子沟通质量能够调节儿童创造性人格与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高父子沟通质量能够缓冲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高父子沟通质量也能够保护创造性人格对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正向预测;（4）母子沟通质量对创造性人格与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关系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童年晚期同伴关系不利与儿童的攻击行为:自我概念与同伴信念的中介作用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1806名小学儿童(平均年龄11.27±0.36岁)为被试,考察同伴拒绝、侵害两种同伴关系不利与儿童攻击行为间的关系、以及儿童的自我概念与同伴信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同伴拒绝、侵害与儿童的身体攻击、关系攻击显著正相关,与儿童的自我概念、同伴信念显著负相关,自我概念、同伴信念与两类攻击显著相关.(2)同伴拒绝、关系侵害对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身体侵害仅对身体攻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对关系攻击无显著影响.(3)儿童的身体自我概念、社交自我概念及同伴信念在同伴拒绝、同伴侵害与攻击的联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伴拒绝对儿童的身体攻击、关系攻击主要表现为直接效应,不同类型的侵害经历与儿童攻击间的联系存在类型特定性.     

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问题行为问卷对112名初中留守儿童和132名对照组儿童进行测查,探讨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基本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初中留守儿童的支持利用度低于对照组儿童,其违法和违纪行为则高于对照组儿童。(2)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中,主观支持对于初中留守儿童的违法、欺骗和违纪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支持利用度则对危害健康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与较低社会支持水平下的初中留守儿童相比,较高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留守儿童的四种问题行为相对较少;无论社会支持水平高低,初中留守男生均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多的危害健康的行为。     

父母拒绝与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河南省44所中小学2171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考察了自我控制在父母拒绝和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检验留守儿童领悟到的同伴支持对该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留守类型之后,父母拒绝对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2）父母拒绝不仅可以直接地预测留守儿童的网络成瘾,同时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网络成瘾;（3）同伴支持在父母拒绝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同伴支持水平较高时,留守儿童的父母拒绝对自我控制的负向预测作用明显增强。     

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以北京市426名四、五年级流动儿童为被试,进行连续4次的追踪测查,考察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其与内化问题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结果发现:(1)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与内化问题水平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高;流动儿童的流动性越大,同伴侵害和内化问题越多。(2)控制了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流动性后,从T1到T2,同伴侵害与孤独感为相互作用关系,且同伴侵害可以显著预测抑郁,但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从T2到T4,同伴侵害和3种内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模式完全一致,即T2时的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显著预测T3的同伴侵害,进而显著预测T4的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3)抑郁、孤独感与同伴侵害的循环作用在两类流动儿童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在社交焦虑和同伴侵害的模型中,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对社交焦虑的作用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更大。可见,同伴侵害和内化问题呈循环作用关系,未来预防/干预研究可以聚焦于减少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或内化问题的角度打破二者的恶性循环,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构建良性循环,促进他们的积极发展。     

母亲消极教养、同伴侵害与FKBP5基因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累积压力假说与匹配-不匹配假说均可解释远端和近端逆境对个体抑郁的影响, 但鲜有研究考察遗传基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和DNA分型技术, 对970名青少年进行间隔3年的追踪调查。分别以母亲消极教养、同伴侵害为远端和近端压力指标, FKBP5基因多位点累加得分为遗传指标, 考察三者对青少年抑郁的交互作用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 在男青少年中, E × E × G显著。当累加得分较高、同伴侵害水平较高时, 母亲消极教养显著负向预测抑郁, 符合匹配-不匹配假说; 累加得分较低时, E × E不显著, 但倾向于以累积压力假说的方式发挥作用。女青少年中, E × E × G不显著。研究结果提示, 在男青少年中, 累积压力假说与匹配-不匹配假说均可阐明抑郁的发生机制, 分别适用于携带不同FKBP5基因多位点累加得分的个体。     

青少年学业成绩、攻击行为与受欢迎程度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学业被家庭和社会投入了大量的关注,构成了青少年学生时代的主要旋律。学业成绩不仅可以影响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也会被社会性发展所影响。本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通过同伴提名和标准化考试对1283名初中生（M_age=13.43岁,SD=0.65岁,47.7%为女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考察学业成绩和社会性发展（受欢迎程度、攻击行为）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表明：（1）T1~T2时间段,学业成绩显著正向预测受欢迎程度;（2）T1~T3时间段,男生学业成绩均显著负向预测随后的攻击行为,但这一关系对于女生而言仅在T1~T2时间段显著,并且在该时间段男生的预测作用强于女生;（3）T1~T2时间段,受欢迎程度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但预测强度弱于同时期学业成绩对于受欢迎程度的预测。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学业成绩、攻击行为与受欢迎程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这一作用随着性别以及时间的变化有所不同。研究结果对于促进青少年个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儿童不爱社交、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分析

本研究采用班级戏剧和同伴提名对初中一年级766名学生进行了3年的追踪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考察同伴排斥、同伴侵害和不爱社交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表明：（1）不爱社交、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都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稳定性;（2）早期同伴排斥可以预测随后的同伴侵害,早期同伴侵害也可以预测随后的同伴排斥,但这两种作用模式都受到性别的调节;（3）从总体上来说,早期同伴侵害影响个体随后的不爱社交倾向,但这种关系模式受到性别的调节。对女生来说,初一的同伴侵害影响初二的不爱社交;对男生来说,早期同伴侵害对随后的不爱社交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不仅对同伴排斥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可能导致女生对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冷漠,对人际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青少年早期同伴拒绝、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

采用间隔1年的追踪设计,使用结构方程建模对1068名青少年早期个体的同伴拒绝、同伴侵害与抑郁间的关系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发现,（1）在不同时间点上,同伴拒绝、同伴侵害和青少年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先前的抑郁水平对随后个体遭受的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均有显著预测作用,而先前的同伴侵害不能显著预测随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抑郁对同伴拒绝、以及同伴拒绝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3）同伴拒绝、同伴侵害与抑郁间的关系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这表明,青少年早期同伴侵害和抑郁间存在单向预测关系,抑郁导致同伴侵害。     

儿童的同伴交往与孤独感:一项2年纵向研究

用提名法和问卷法对小学的3、4年级274名儿童进行两年追踪调查,采用交叉滞后设计,考察了同伴交往4个特征水平上的变量与孤独感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发现：（1）自我报告的同伴交往变量——友谊质量和社交自我知觉与孤独感之间的交叉滞后效应显著;而同伴评定的同伴交往变量——积极提名、消极提名、受同伴欺负、消极退缩与孤独感之间的交叉滞后效应不显著;另外,前测的互选朋友数能显著负向预测后测的孤独感,前测的孤独感不能显著预测后测的互选朋友数。（2）在排除了早期其它变量的效应之后,积极提名分、消极提名分、受同伴欺负得分、消极退缩得分、互选朋友数在两年之间仍然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友谊质量和社交自我知觉以及孤独感则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性     

Functions of Aggress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Preference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social preference was a mechanism that explain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Participants were 494 children in grades 2–5.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was assessed via a self-report measure and indices of social preference and peer victimization were assessed via a peer nomination inventory. Data was collected during the fall and spring of two academic years. The relations among aggression, social preference, and peer victimization varied as a function of aggression and gender. For girls, reactive aggression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or of social preference. Findings also revealed social preference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ctive aggression and peer victimization for girls. This pathway did not hold for boys.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that proactive aggress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eer victimization, but only for girls. Findings from the current study suggest social preference may be a key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eactive agg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future victimization for girls. Boys’ aggression was not related to subsequent peer victimization. Futur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efforts should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function of aggression when investigating children’s peer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与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和希望的作用

为考察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真实自我呈现对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网络社交效能和希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问卷、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网络社交效能问卷和希望量表对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山西、天津、云南等省份八所中学的805名初中二年级学生（男生427名，女生378名；被试平均年龄为13.38岁，SD=0.63）进行问卷调查。研究显示：（1）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2）网络社交效能在积极自我呈现与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在真实自我呈现与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希望在真实自我呈现与青少年的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Peer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School

ABSTRACT

African American (n = 350) and Latino (n = 435) 6th grade students from eight middle schools completed self-report measur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e., self-esteem, anxiety, loneliness, depression, and physical symptoms). Peer nomination procedur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which students had reputations as victims and which students were accepted, rejected, and perceived as most «cool.» In addition, homeroom teachers rated participating students on social behavior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students' grades were collected from school records. We created four victim groups based on self-and peer perceptions. «True» victims (agreement between self and peer) experienced the worst outcomes on all of the adjustment variables examined. However, different adjustment difficulties were reported for victim groups where there was disagreement between self-and peer views. Self-perceived victimization was predictive of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whereas the reputational measure was more related to peer rejection and negative teacher rating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both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victims of harassment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we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