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民初议会政治的实践与批评

章太炎在1912—1916年间的议会政治实践是曲折而多变的,他的态度经历了四次转变：辛亥革命后,他从激烈反对议会政党制度变为积极投身政党活动;在遭遇挫折后,他逐渐退出党争并转向支持袁世凯;与袁决裂后,他又寄望于重组政党力量以抵抗专制、维护共和;袁氏垮台后,他重获自由,再谈今日中国不宜有党,回到了最初对议会政治的反对立场。复杂的嬗变背后隐藏的是章太炎对政党和代议制度彻底的拒斥,以及对政体变革显著的保守态度,这与章太炎齐物哲学体系下对个体与团体关系的理解、对政体与政事的分疏密不可分,尤其彰显了他希望通过回向历史和传统政治经验重建秩序、安立世间法的政治哲学。     

章太炎与诸子学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道、墨、法等家学说有深入研究,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诸子的是非和文化价值,阐述其独到见解。 一 章太炎较早否定了儒家宗师孔子的至尊地位。认为“人事百端,交易未艾,或非或韪,积久渐明,岂可定一尊于先圣?”(《章太炎全集》(四)第153页。以下简称《全集》)他认为象康有为等人那样奉孔子为“素王”,一方面丧失了孔子学说的真实内容。“汉武以后,定一     

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

提起康有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孔子的推崇备至与对刘歆的深恶痛绝。《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即歆学，也就是刘歆之学。从《新学伪经考》的书名即可一目了然，刘歆在康有为的视界中足以作为反面教材，所以才被康有为当作批判的靶子。事实上，出现在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无一不以反面形象示人，自始至终都予以极力鞭挞也成为康有为对待刘歆的基本做法和态度。康有为之所以对刘歆极尽诋毁之能事，原因颇为复杂，可以归结为刘歆剥夺孔子的教主地位、伪篡经典、背离孔子大道以及导致中国近代的衰微等。反观康有为视界中的刘歆，不仅有助于体悟康有为对古文经学以及汉唐哲学的态度评价，而且有助于理解他的孔教观和国学观。     

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

关于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审视维度、学术归属、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就审视维度而言,康有为是最早将二程纳入近代哲学视野的哲学家。二程在他那里的境遇与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情况类似,集中出现在其戊戌维新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学术归属而言,康有为对二程的思想来源和身份归属津津乐道,与其热衷于考辨中国文化的“学术源流”密不可分。就思想解读而言,康有为注意到了二程的义理、中庸和变化气质方面的内容。就态度评价而言,康有为对待二程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孔教立场,给予二程的评价褒贬参半。康有为的二程观信息量丰富,对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观以及宋明理学观提供了有益资源。     

研究孔子的态度和方法

<正>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研究孔子呢?我认为,对孔子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考察和研究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教育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究竟起过哪些进步作用,又有哪些保守的消极因素;孔子学术思想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对这些问题都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科学分析。今天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既反对采用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把孔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又反对把孔子捧上九天,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而应该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孔子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孔子最好的方法是一分为二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即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和去其封建性的糟粕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在运用辩证的科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孔子学说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这样五个问题:(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具体分析和区别孔子学说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谈“子不语”

孔夫子避而不谈和坚决反对的是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与他的正面主张之间有些什么内在联系?从这些问题入手可以把握孔子思想的义蕴,而且唯其如此,也才能够真正理解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在农业的稳定性未获得以前,与这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神权政治”的“专家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亦即如何克服由于人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的问题。在农业的稳定性逐步呈现后,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随之转变为本质上与剩余产品分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专家政治”于是转变为“道德政治”,周公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政治的开启者,孔子则由于确立了道德政治的主要规范而成为后世中国农业文化的“至圣先师”,这就是中国文化在周秦之际发生的人文主义转折的实质。     

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孑L子在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儒学、孔教与现代社会——以康有为思想为中心

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包含儒学宗教性与儒学宗教化两个问题。康有为对孔教的建构即是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尝试,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一条轨迹。其孔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其孔子观念,他终其一生致力于赋予孔子教主的地位。康有为主张政教分离,现实中却经常与政治相纠葛,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康有为的视域中,孔教具有独立的运行轨迹,即庶民信仰主体性的逐渐建立。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必须重视个体信仰的主体性。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

本文尝试对章太炎民族主义主张的复杂性进行解析,试图揭示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层结构和核心旨趣[1]。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是在与立宪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持"金铁主义"说的杨度、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严复的自由主义的论辩中确立自身内涵的。他用"历史民族"、"政治民族"概念取代"天然民族"和"文化民族",深化了近代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同时他又通过对民族主义与无生主义关系的阐发,确立起一个贯穿民族主义、导引民族主义的"齐物平等"政治理想,从而为民族主义赋予了一种伦理性的内涵,超越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想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梁启超与孔学

<正> 梁启超一生写过许多评论孔子的文章,他对孔子的看法也与其政治主张一样,是多变的,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少经过了四次较大的变化。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追随康有为,是一个坚决的保教派。1898年写的《读<春秋>界说》更发挥了康氏的观点,认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此为其第一阶段之思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由提倡保教变为反对保教。同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责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由尊孔变为批孔。此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孔子关于观察法的论述

孔子在了解学生个别差异的过程中,总结出一种研究学生心理特征的好方法——“观察法”。在这方面他的主要论述有: 1.重视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大家厌恶的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也一定要去考察。他不肯无根据地随便褒贬人,“如有所誉者,必有所试点。”(《论语·卫灵公》)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没有客观依据决不对人有所毁     

大同与神明——康有为《论语注》思想析论

在《论语注》中,康有为将孔子改制理解为“政”与“教”的双重改革孔子一方面揭示了由“小康”渐进“大同”的政治改革路径,一方面提出了由“各亲其亲”到“直隶于天”的教化改革路径,两者共同组成孔子改制的主要内容。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改制不是对前代的因革损益,而是对中国文明的奠基,正是孔子提出改制并形成完整的改制思想,中国历史才得以跟随孔子教导,从政教两个方面整体地摆脱野蛮,进入文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改制意味着文明的开创,孔子因此被赋予“文明之教主”的色彩。     

近代学术视野中的子思研究(下)

三子思思想的特质:“诚”及其他郭沫若在同一文章中将《尚书》中的《洪范》、《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作为思孟学派的作品,多少有些陈义过于宽泛。不过,他是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考虑问题的。由五行到“诚”涉及到了子思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并非考据家单纯的“五行”的追索。近代对子思思想的义理层面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和章太炎。出于其经学立场,康有为之思孟论述是今文经学的路数,因此有许多托古改制和微言大义的因素。他在《中庸注》中说:“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衷于孔子;孔子之道大矣,荡荡如天,民难名之,唯圣孙子思,…     

章太炎:学术与政治互动形成的孔子观

章太炎的孔子观是随其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的调整而转变的,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维新改革时期,章氏采取"以西释中"的方式肯定孔子不言天道、鬼神的科学精神,在政治上,他将孔子打扮成一位改革家。第二时期为民族革命时期,章氏在学术上将孔子看做伟大的史学家,表彰其"自贵其心"的精神,在政治上则攻击孔子维护君主专制、败坏国人道德。辛亥革命之后是第三时期,章氏以佛证孔,体得孔子贯穿学术与政治的生命哲学,走上尊孔道路。章氏中年以后的孔子观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兼论其在祖国和平统一的作用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仁”为基础,以“利民”为价值导向,以实现社会“大同”为理想目标。为此,他要求治国者自身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坚持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选贤任能,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坚持和发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孔子的医学与养生思想

孔子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作为实体存在的鬼神.坚决反对鬼神致病说,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孔子达观的人生态度,使其举止行为无不合于养生之道,中庸是其养生之道的根本原则.     

孔子对鬼神的怀疑和否定

孔子对于鬼神究竟持什么态度 ,看法历来不一。或者认为他敬信鬼神 ,是个有神论者 ;或者认为他怀疑鬼神 ,具有无神论倾向。为什么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两种看法 ,并长期争论不休呢 ?是的 ,语录式的文体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思想的零星片断 ,固然给我们的理解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但真正造成这种歧异纷争状况的原因却不是这种文体而是那种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在孔子所有谈论鬼神的言论中 ,几乎没有一句是能够明白而又确定地表达他的态度的。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则必然造成较大的可解释性。这就难怪人们要见仁见智、莫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