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庄子“吾丧我”的另一重隐喻——兼论“想象”的工夫何以可能

庄子“吾丧我”的解释历来受到注家关注，在“吾”“丧”“我”三字均有意义之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往学者较多关注“吾”“我”的解读，甚至形成了“求吾”和“解我”两条诠释路径。然而，从“吾”“我”入手解释“吾丧我”,是将“丧”的意义一般化，由此带来实践中不能实现的缺陷。本文认为“丧”字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吾”“我”的理解方式。无论是其在短语中的动词词性，以及其在文段中表现出的实践真切性，还是作为南郭子綦对颜成子游的工夫指点，“丧”字的隐喻较之“吾”“我”更具基础性。可见，“丧”的意义值得重新分析。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苗族“姊妹饭”

“姊妹饭”苗语叫“能敢良”（音译），意思是“欢心的饭”。“姊妹饭”是在特定的日子中，由未婚女青年准备，用来款待未婚男青年的。是由红、黄、白、蓝、黑等色混合而成的“五彩糯米饭”。有的称这一特定的日子为“姊妹饭”节，在“姊妹饭”节日期间，外地来的男青年，到任何一家去向姑娘们表示祝贺和敬慕，并向她们讨吃“姊妹饭”，都能受到热情的款待。通过吃“姊妹饭”，男女青年挑选自己的意中人，结成终身伴侣，所以“姊妹饭”是“欢心的饭”。吃“姊妹饭”的习俗，在贵州省镇宁六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的施洞保留最为完整。     

《管子》“城郭不必中规矩”探析

《管子》倡导“城郭不必中规矩”，体现出因地制宜、“和而不同”的务实精神，广为我国古代城址规划建设所“兼容”。“不规矩”与“规矩”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通常表现为“中体西用”，“体”即“规矩”；“用”则“不规矩”。研究表明，城址规划被环境所限定，环境则透过城址规划的“不规矩”而被解释，并表现出阶段性差异。一般而言，在地形完整的新建城市中，受礼制思想影响，采用“规矩”方整的布局方式；而在有山川河流或改建城市中，则根据地形随宜变通，凸现“不规矩”形态。     

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心理过程——兼论当前我国高校无神论教育的不足

面对当前大学生信教人数不断增长的事实，本文将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心理历程一一拆解。还原了大学在对基督教“不排斥”的基础上产生“好奇心”．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基督教团契“生好感”，长期的好感发展为“归属感”，“归属感”在“有共鸣”的基础上发展为“依赖感”．最后在“神圣感”中完全接受有神论的心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的无神论教育进行了反思。     

“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

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视野中，国家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在超自然的至上神命令下，可以得到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后，“天命”的宗教神秘意味呈现逐渐消减的趋势。处在这一转折处的荀子，将政治治乱的因缘彻底归诸人事。其后，通过证成“服人之道”的基础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礼义之分”，“礼义之分”出自圣王“积思虑”之“心”，荀子最终将殷周之际的“以德受命”之“天命观”转变为“以德致位”之“圣人观”。但在此观念之下，还潜藏着专制威权的思想阴影。     

《周易·坤卦》卦名新探——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的启示

《周易》坤卦也遵循 “依筮辞而题卦名”的一般规律，卦名本作 “黄”，源于爻辞中 “黄裳” “玄黄”之 “黄”，甲骨文 “黄”“寅”同形，“寅”与 “坤”同音通假，以 “寅”为卦名在 《归藏》中得以保留。《易传》以 “地” “顺”释 “坤”缘于声训。“坤”卦又作 “川” “■” “巛”，与 “坤”为通假关系。     

试读《中庸》

本文试图寻《中庸》文本的内容，逐节读懂它的哲学意义。作者按“自己”与“他者” 的关系，对“天命之谓性”提出了一种看法，把“性”理解为万物（包括人）在宇宙、世界中的“位置”， 是在“他者”的关系中开显出来的“自己”，因而“自己”不受抑象的，“中”和“庸”也都有各自的具体 含义。从这个基本的角度，文章探讨了《中庸》中的“率性”、“忠孝”、“诚”等概念的意思，力求在哲 学理论上有一个贯通的理解。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墨家“治道”论的多重意蕴与先秦诸家对它的扬弃

墨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似明而实晦。作为其“治道”的“兼爱”要靠“刑政赏罚”来推行；同时，“兼爱”不仅具有“积极义”、“消极义”和“无私义”,而且还具有“人事之维”和“天鬼之维”。但是，“兼爱”与刑政、“兼爱”之三义、人事之维与天鬼之维之间却存在着张力和歧向。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下，“兼爱”之三义的“治道”意蕴大多被儒家、黄老道家和法家所重释和扬弃，而其“天志说”则被董仲舒的“治道”整合所融摄。一方面，墨家“治道”论的内在理论缺陷使得它在先秦诸家“治道”竞争的格局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墨家“治道”构想的合理因素又大多被诸家扬弃于各自的“治道”论说中。于是，墨家“治道”论在秦汉之际的式微就变得不可避免。     

在圣贤与凡俗之间：从王阳明到熊十力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良知“即是本体”,即是“大易”,即是“乾”“坤”“相反相成的整体”;另一方面，良知又“不即是本体”,不即是“大易”,而单指“乾心”。在此“裂隙”中，熊十力一方面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建立契约等以满足人类欲望的自下而上的道路，让欲望有了本体论的依据，坚决反对以“孤明”为良知；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类必须同时有自上而下的道路，要求本体的圆满性，从对自己本性的体证中获得一种绝对统一性或必然强制力，以统摄群生。熊十力承继传统，放眼世界，“证会”本心而又不遗知识，以“玄学”的形式会通中西，既指出了阳明学的“量智”的不足，又强调其“性智”的现代意义。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自由的大方向等，都还是今天建构阳明学当代价值时的不易之论。     

“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朱熹体用论的辩证思想

在朱熹对于“体用”的论述中，“体”既可以指天理而言“本体”，亦可指事物而言“体质”。然而朱熹体用论中的双重内涵并非是漠不相关的，而是具有相互蕴含和内在过渡的关系。“本体”之中蕴含着实存，“体质”本身就是“本体”的实存，揭示出朱熹论本体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朱熹对于“道体”的论述中，“道体”作为包含了“本体”与“体质”的最高整体性范畴，体现出本体的活动性与真实性。     

宗教的境界

宗教，在中国一直被蒙着神秘的色彩。在汉语词源中，“宗”从“宀”从“示”，意为“宇宙神祗所居”，“宗”也有“尊祀祖先”或祭祀“日月星辰、江河海岱”之意。“宗教”是“奉祀神祗，祖先之教”。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宗教一词被赋予了各种不同意义。     

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

近代日本以“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使“信教自由”与“国教”(国家神道)相并存。不过，“神道非宗教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梳理近代日本“神道非宗教论”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最初由真宗团体从“信教自由”立场出发而提起的“神道非宗教论”,在被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后，逐渐从一种“防卫”措施发展成为“信教自由”前提下，国家神道“国教”化的理论依据，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盟军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中，“神道非宗教论”失去依附，最终不得不“销声敛迹”。这也意味着近代日本依据“神社非宗教论”所构筑的“世俗主义国家”彻底终结。     

谈谈转变学生数学学习方式的途径

一、读书与听书 曾几何时“上学读书”已被“上学听讲”所取代，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是将教材中的内容“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学生听，对学生的“读书”却有所忽视。久而久之，教师的“讲”代替了学生的“想”，从根本上剥夺了学生的“思维”，剥夺了学生“读书”的“乐趣”，抑制了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从长远看，一个人不可能终身依靠教师，教师“教”的目的是为了“不教”，终身学习是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因此，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基本前提是要学会“读书”自学。     

“三味”语文

常听人说，语文课堂应该有“语文味”，“语文味”究竟是什么，“语文味”体现在哪里，最近在听几位老师的课时，再次激起思考，在观课和自己上课的过程中，我把对“语文味”的理解大致归纳为以下“三味”。     

奇妙的拆字联

南朝时的江淹，年轻时家贫而才思敏捷。一次，一群文友在江边漫游，遇蚕妇，当时有一颇负盛名的文人即兴出联日：“蚕为天下虫。”将“蚕”拆为“天”和“虫”，别出心裁，一时难倒众多才子。正巧一群鸿雁飞落江边，江淹灵感触发，对日：“鸿是江边鸟。”将“鸿”拆为“江”和“鸟”，贴切工巧，言近意远，顿时博得一片喝彩。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礼仪、音乐、神学之关系

探讨音乐在主日崇拜中所扮演的角色，将牵涉礼仪、音乐、神学三方面的关系。本章将简介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本章论点是，“礼以载道，乐以颂道，礼乐相合以言道”。“礼以载道”指“礼仪”与“神学”的关系，“乐以颂道”指“音乐”与“神学”的关系，“礼乐相合以言道”则指“礼仪”、“音乐”、“神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