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童行制度的特色与异化反思——以唐宋时期为重点

童行是中国佛教十分重要的伦理制度,在佛教选拔僧才、培养僧格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稳固的制度特色,即童行选拔的严格性、度僧考核的规范性及行事规矩的伦理性。宋代以降,童行制度出现严重的异化现象,并导致僧团素质的下降,其原因在于童行出家年龄标准的差异化、童行出家功利化的价值取向、童行试经制度的内在影响,其中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是根本因素。     

宋代度僧制度再考辨

宋代度僧,承袭唐、五代旧制,历经了由注重培养僧尼素质到重视国家经济收益的政策转型。从形式上看,主要采取试经、恩度和进纳三种方式,其中试经为正途,恩度为特殊荣宠,进纳为用钱买牒;从特点上看,呈现出了完善差官制度、规范应试程序、严明考试资格的特质;从影响上看,宋代度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为宋以降佛教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如是,宋代度僧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周备的僧籍管理轨制,既揭示了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又对研究宋史和中国佛教史有着重要的鉴戒意义。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严肃 僧纪,整饬僧团,根据《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度碟是僧尼的僧籍身份凭证, 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僧尼经考察合格发给度 牒。持有度牒的僧尼由其剃度或常住寺院登 记造册,建立僧籍。 第三条度碟和僧籍登记表由中国佛教 协会统一印制,并由中国佛教协会会同省、自 治区、直辖市佛教协会（以下简称省佛教协 会）按规定分发有关寺院颁发登记。 第四条经政府主管部门登记,具有五 名比丘或五名比丘尼僧团的寺院,方可接收 剃度弟子。寺院每年计划接受新出家者的名 额,须在…     

简讯

庐山东林寺由中国净土宗初祖东晋时慧远大师开创的庐山东林寺,是一座风景优美、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净土宗祖庭,自1979年修缮殿堂、恢复寺庙体制以来,国内外前往朝拜参观的人日益增多。寺内僧众过着正常的佛教生活,庙像庙,僧像僧,党的宗教政策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为了培养僧材绍隆佛种,该寺干1981年11月14日至27日为寺内沙弥及在家二众共五十余人举行了传戒仪式,由该寺住持果一法师主持法事,传戒期间。有日本、美国和加拿大朋友前来观礼,日本友人还将传戒的部分仪式拍了电观。法会圆满,四众欢悦。     

道宣律师僧制思想初探－－兼论其处罚理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除了在教理思想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各大宗派的理论体系外,在制度建设上也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制度,而僧制在中国的形成与演变应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那么,僧制在中国成立及延续的过程中,祖师们是如何处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怎样依凭戒律的精神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僧制等,便成了十分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为佛教如何因应当今社会提供思想上的指导。本文拟以道宣律师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中国僧制的形成及处罚制度的特点１、中国僧制的形成僧制作为规范僧众…     

现代五台山著名高僧法尊法师

法尊法师是五台山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法师两度入藏,遍访名师,广学经论,译经著书,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法尊法师还特别重视僧才的培养,从事佛教教育工作28年,为佛教培养出许多解行并重的僧才,从而形成了一套佛教教育思想。     

近代中国佛教新式僧教育的端绪: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及实践

杨文会被视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开创者,原因之一是他开启了近代佛教新式僧教育的序幕,这与他参与其中的近代东亚佛教现代化运动有着很大关系。出访欧洲的经历以及与南条文雄、达摩波罗等人的交流,使得杨文会的僧材培养理念与实践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僧材培养模式。他强调对现代佛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构建了以新式教育制度为框架的僧教育体系,创办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弘法能力、能够担当振兴佛教重任的僧材为目的的祇洹精舍,从中走出了欧阳竟无与太虚两位民国时期居士与僧伽的代表人物。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与实践开创了近代佛教僧教育的新局面,为民国的佛教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

本文依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和其它汉文资料,对西夏佛教的赐衣、封号、度僧和籍帐制度进行了论述,并认为<律令>最终还是体现了皇权至上的主导思想,佛教只不过是西夏统治者的精神寄托和用来巩固统治的工具.     

清初曹洞宗云门系僧诤及住持任期改革考论

明清之际佛教界发生诸多僧诤,尤以曹洞宗云门系僧诤为引起制度变革的典型。云门系僧诤主要围绕着祖庭显圣寺的住持职位而起。此次僧诤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寺院内部势力分化,僧众事务难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云门系开山祖师湛然圆澄制定的规约没有对住持职位进行规范说明,后代法嗣无矩可循。僧诤发生后,显圣寺僧众根据寺院势力分化的局面,制定了住持的任期制度,这就是"三年之期"制度。显圣寺的"三年之期"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僧众争夺住持职位的混乱,是明清佛教发展中寺院制度改革的代表性案例,也对我们认识曹洞宗云门系的发展,乃至明清佛教的变革有着重要帮助。     

四川尼众佛学院2008年度招生

本刊讯四川尼众佛学院是经国家批准的一所汉语系高级尼众佛学院,由四川省佛教协会主办。以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信仰坚定,具有佛教专业知识的僧才为基本目标。     

唐代国家对寺院经济的控制——以寺院人口为例

唐代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其中强大的寺院经济的为唐代佛教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是我国由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确立表明中国走出中古强制性的统制经济时代。本文从度僧制度、僧尼帐籍、寺院依附人口和僧尼的沙汰这几个方面探讨国家对寺院人口的控制与管理。并试对一些原因进行分析。通过研究以期反映国家对佛教寺院经济的控制。     

沙弥戒与沙弥的类别——戒学讲座之五

何谓沙弥沙弥尼佛教的出家人共有五种,本文只能先谈三种,那就是沙弥、沙弥尼、式又摩尼。在律典中,通常称此三种为三小众。因为从大体上说,二十岁以前的出家男女,不得受比丘戒及比丘尼戒,虽然三小众的年龄,并不限止在二十岁以前。因此,一则是年岁小,二则是戒的等级小,所以称为小众。现在,我们先说沙弥的问题。沙弥戒与沙弥尼戒是相同的十条,沙弥与沙弥尼所不     

太虚大师的建僧思想

太虚大师的建僧思想如吉太虚大师“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因此，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举办完整的僧教育，培养能住持现代佛教的僧伽人才，是大师改革佛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对大师有关这方面的设想和实践活动作简单介绍。一、关于僧教育的构想与实践...     

制度文化视域下的唐宋寺松意象群——以松僧、松塔为例

在唐宋佛教诗歌中,无论教内外作者,大凡涉及游寺、宿寺、赠僧、送僧、像赞等题材者,最常用的植物意象是松,并且以它为中心构建了不同的意象群,如松僧、松塔等。松成为寺院景观标志和最常用的诗歌意象之一,从中国佛教发展史言,自有其深层的制度文化成因,它既和僧侣的宗教实践、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又体现了佛教中国化之后特殊的场所精神。     

宋代僧籍管理制度管见

对宋代佛教管理制度的研究现在还不是很充分,尤有深入的必要。本文从深层次的角度,进一步考述了宋代佛教中的度僧、籍帐和度牒的管理制度,指出在度僧中存在常度与敕度并行、在籍帐中全帐与敕帐交叉制约、度牒与戒牒和六念并用,以及坟寺和童行均系籍帐的几个特点,修正了以往研究的错误,同时又指出宋代管理佛教是空前捏化的,既是唐宋以来编户齐民籍帐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也是佛教适应能力与妥协性格的曲折反映。     

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研究

唐代首批佛教官寺设立于高宗乾封元年(666),系以高宗封禅泰山为契机而诏立。乾封元年诏立的这批佛教官寺并非通过诏令统一赐额,而是以封禅泰山后各地出现的不同祥瑞分别命名。高宗乾封元年的佛教官寺还具有诸州立寺、统一度僧、观寺并置三个特征。高宗官寺的这些特征基本为之后的三次佛教官寺设立,即武周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所继承,对唐代佛教官寺制度影响深远。     

从斯里兰卡到中国:佛教二部僧戒的传入、发展与回传

元嘉十一年(434),在求那跋摩、僧伽跋摩以及师子国诸比丘尼的帮助下,二部僧戒由斯里兰卡成功传入中国,结束了先前尼众只能依比丘僧戒师一部受具的历史。二部僧戒的传入,为中国佛教比丘尼传承的确立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佛教二部僧戒虽然可能有过中断,但二部僧戒与比丘尼身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即使中断亦构不成对中国比丘尼传承合法性的质疑。20世纪末,在中国佛教的不懈努力下,二部僧戒最终成功回传斯里兰卡,为该国比丘尼传承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教出家及剃度仪式

在佛教的信仰者中，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在家信徒，二为出家僧伽。按照佛教的教义，出家僧伽称为僧宝，是三宝之一，承担住持佛法的重任。出家梵语为Ｐｒａｖｒａｊｙｑ，音译作波吠你耶。出家乃远离世俗之尘，所以又称为“出尘”；出家必须剃落须发，抛弃服饰，并且穿着坏色衣，所以出家又称“落饰”“剃发”、“落发染衣”、“剃染”、“落染”。在七众弟子中，除优婆塞与优婆夷二众属在家众外，其余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等五众皆为出家众，称为出家五众。 出家，并不是佛教最先发明的，更不是佛教所专有的，在释迦牟尼尚…     

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玉佛寺为中心

在玉佛寺佛教制度建设史上,真禅法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其丛林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太虚大师、震华法师僧制建设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是对玉佛寺今日弘法利生事业的奠基,以及对僧众学修路径的指向。他的思想中蕴含了佛教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现着当代佛教制度建设的尝试与实践,昭示了中国佛教在新的时节因缘下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本文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注重制度建设是玉佛寺之传统家风。近现代玉佛寺云集了太虚、震华一大批法门龙象,他们在僧制建设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成为日后玉佛寺中兴期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第二,真禅法师在玉佛寺开始了他的佛教制度建设的伟业。四十年代初,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退居,震华法师继任,召真禅法师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受任为佛学院训育主任,并担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为震华法师的得力助手。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结合上海为这一中国商业都市之首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为上海佛教以及中困当代佛教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具体说可以概括为:农禅并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注重制度建设,培养弘法人才,这包括学戒制度、僧教育制度、寺院学修制度、寺院人才选拔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慈善弘法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关系到佛教在现代化都市中的生存与发展。其次,真禅法师还非常重视佛教的正信问题,这是对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第三,今天的玉佛寺与现代丛林的建设。真禅长老的佛教僧伽建设的思想已经在今日玉佛寺的发展和事业上得到体现,从制度方面看,今天的玉佛寺僧伽大众无论从其寺院组织与运作方式,从僧团处事制度,从教育文化制度,从经济管理制度,从僧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都可以看出现代化大都市当中的传统佛教不失佛陀本怀,又能与时俱进的健康蓬勃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