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碑学先声”的源起之说

明末清初,在帝王的推崇和政治需求背景下,帖学占据着社会主流,但是随着帖学的衰微,以傅山为代表的遗民书家改革创新,与帖学背道而驰,投向了金石学和朴学,金石碑刻从而进入反清统治的遗民书家的眼中。其中,傅山作为清初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批判帖学,提倡碑学,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对明末清初及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发展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具有先导性的意义,因此便有了"碑学先声"之说。     

陈介祺与何绍基的尊碑思想比较研究

清代碑学的兴起,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介祺、何绍基二人是尊碑书法家的优秀代表。两人早年来往频繁,其学书背景、书学观点以及整体碑学思想框架基本一致。书法实践中,陈氏更多隶中求篆,楷中求隶,愈古愈好;何氏则是以篆隶笔法为核心,上到钟鼎金文,汉魏六朝,下到唐碑,只要符合其审美趣味,皆好之。两人对于碑学的推广和创新不仅在理论上相互倡导,在实践中也勤勉引领,对晚清碑学的兴盛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何绍基,他对碑帖的扬弃式继承和辩证式的吸收,将篆分笔法与行楷进行渗透融合,很好地将碑帖合一,一时成为成功创新的典范。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吴让之篆书与篆刻艺术研究

随着清代碑学的兴起,书家对书法与篆刻艺术又有新的追求,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又有了新的突破。吴让之是中国书法篆刻史上一位重要的大家,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和篆刻的精品,对清代晚期及近现代的书法篆刻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文章选取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吴让之进行研究。     

邓石如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邓石如布衣终身,在碑帖之学转换之际,倡导碑学,确立碑派书风,为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碑学理论提供实践支持,对碑学的兴盛产生深刻的影响。邓石如书风的形成,既有他个人勤奋努力也有天赋因素,也受惠于他青年以后广泛交游,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     

《海日楼题跋》中的帖学观念

<正>清代是重大的艺术变革期,乾嘉学派推动的碑学运动,使书坛出现了帖学和碑学并驾齐驱的局面。本文试以《海日楼题跋》为出发点,谈一谈沈曾植在碑学大盛的环境下对帖学观念的坚守。一、沈曾植“扬帖”的书学观清代碑学大兴,先有王时敏、朱彝尊、邓石如等从北碑中汲取营养,然后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发表从书法史上动摇了帖学的正统地位,并鲜明提出了“尊碑抑帖”的观点,继而包世臣、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褚遂良书法南北归属问题兼谈阮元划分的南北书派

阮元<南北书派论>划褚遂良书法为"北派",始有关于褚遂良书法归属南北问题.对于褚遂良书法归属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褚遂良书法师承问题,并且以作品来比照阮元划分的依据.阮元所论是以出土材料来证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其后康有为更是如此.所以清代人关于"碑学"划分所依据的正是那些出土的文字遗迹,如此来规定褚遂良书法的归属是片面的.     

从金石学视域下看宋代篆隶书法

篆隶书法在文字学上讲属于古文字范畴,在今文字出现后,古文字使用极少。文章探讨了宋代金石学兴起的客观条件及金石著作对书法的载体作用,介绍了宋代受金石学影响下的篆隶书家和这些篆隶书家的代表作品。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为清代碑学运动埋下了伏笔,宋代篆隶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冀中南地区北魏时期墓志书风探析

<正>清代碑学兴起,重碑抑帖风气盛行,阮元、包世臣等人便是“北碑”的首批拥趸者,后康有为等人将“尊碑”风潮推至顶峰,“魏碑”一词便是源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正式提及,并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之说,对于北朝碑刻书法极为推崇。本文以冀中南地区碑刻为基础,探析“魏碑体”兴盛时期,相邻的冀州地区书风与其是否完全一脉相承,亦或是在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冀中南地区该时期碑刻书体以隶书和楷书两种为主,     

《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傅山道教书法美学思想研究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学术界颇重其位,视其书法理论为帖学转向碑学的先声,其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在书法史上均具有转折意义,而其标志性的书论就是其著名的"四宁四勿"。学术界目前对于"四宁四勿"为中心的书论研究多集中于政治伦理、书学流弊、新学术风气之兴起等角度,而傅山作为一个深具道家、道教情怀的道士书法名家,其"四宁四勿"为核心的书法美学思想之中所蕴涵的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却未为人所重视,故笔者在此意图从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审视其书法理论,以揭示其书法美学思想中所融合的道家、道教崇尚朴拙、自然、真淳等美学观念。     

金农书法成因窥探

金农生于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又号司农、稽留山民、昔耶居士等,有"扬州八怪"之首的美誉。金农有诗名,善画工书,尤"漆书"自创一格,为清代书法名家,亦是清代碑学运动的主力军。     

乾嘉汉学思想的东传与升华——以金正喜《实事求是说》为中心

19世纪韩国学术文化宗匠金正喜与清代乾嘉学界名流联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乾嘉学者桴鼓相应,且具有独特之处的学术思想,《实事求是说》是反映其接受、发扬乾嘉学者经学思想的精要文献.清儒标举的“实事求是”,以汉儒训诂为典范,认为这是学者应当恪守的原则,舍此不能探求儒学真谛,在这方面,金正喜是乾嘉汉学的忠实追随者.金正喜尊信汉学家先通训诂、再明义理的路径,认为这是推求圣道的正途.他还着眼于以学经世,并赋予“实事求是”思想更博赡的涵义.     

论民国书法的价值兼评新出版《民国书法》

正民国书法,浅显的解释即是指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书写的书法作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则生于清朝晚期卒于民国的书法家,以及生于民国而卒于新中国的书法家,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民国书法家"的概念。如此看来,民国书法的身份便显得极为特殊:一方面,秉承有清碑学之风的余烈,直到民国时期帖学书法的复苏,乃至当代帖学书法大盛的现状,民国书法在其中所起的过渡与转换的作用无疑值得今人玩味深思;另一方面,站在更高的角度看,     

清尚碑风气中于令的书学地位

于令为清代中期书法家,从其代表书论《方石书话》中,可以看出其较早提倡魏碑并运用于实践,尚碑思想较浓。他批评帖学末流而重气骨,提出学书需从篆隶等古法起,并总结了一些碑学技法和审美特点,其书论和创作影响到后期的包世臣,为清中后期成熟碑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技与道之间──近代科学观念的早期变迁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自明清之际以后的再度东渐，西方的科学也逐步被引入中国。然而，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却经历了一个从技到道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既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衍化的重要侧面，又为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历史前提，其中蕴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义。一道光以前，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主流，乾嘉的考据学，可以视为其较为典型的形态。在朴学的形式下，经学呈现出某种实证化的趋向，其特点之一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技”来治经产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作为经学研究的手段，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     

在欲望与秩序之间--学术转型期围绕戴震解放人欲思想的话语剖析

一、绪论 张灏先生曾经以“普世王权”的崩溃所带来的“基本宇宙观念”动摇来描述清末民初学术转型期之思想动荡状况。张氏称当时的“文化取向危机”促使知识分子为形成“新的思想论域”而寻找自己的话语系统。众所周知,在此过程中多数学者参照清代学术思想的转向而思考,戴震作为清代朴学之集大成者,尤其受到知识界注目。本文试图探讨戴震其人其思想在此转型时期,如何被叙述,侧重分析这一时期关于戴震解放人欲思想的主要知识话语,由此思考现代学术转型所包含的思想趋向以及所面临的困境。     

论颜师古《论语》注在唐初的学术转型意义

唐代以前,《论语》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两汉以章句训诂为主,学者立论恪守儒家轨辙,注重切近时政。魏晋南北朝时期渐变为思辨之学,释义多杂玄言,疏离政治。颜师古《汉书注》诠释《论语》,跳出六朝以玄言说经的窠臼,直承汉儒章句训诂之学,标志着唐初《论语》学发展路向的转折;精思独造,富于新见,可以代表唐初《论语》诠释的最高水准;其经世致用的深刻内涵,折射出贞观经学生机勃发的进取精神。唐代《论语》学虽然难称繁荣,但颜师古的诠释实践却具有开创新风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