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与唐楷的异同

正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是北朝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     

《张猛龙碑》笔法浅析

《张猛龙碑》是北魏书法中的精品,康有为评其为"正体变态之宗"。《张猛龙碑》是魏碑中的典型代表,在魏碑中属于中性书风的代表作,即不似《始始平公造像》中刀锋之感过甚,也非《郑文公碑》中圆润典雅,融入篆书笔意。《张猛龙碑》在笔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刚健劲拔、纵逸雄强。用笔以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方圆结合,变化自然。同时,此碑的技巧含量丰富,风格特征独具,包含了魏碑中的典型笔法与结构,所以,对于此碑的笔法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魏碑的整体风格。     

苏州玄妙观金石遗迹

苏州玄妙观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历代遗留下来大量的文物碑刻、文化遗迹,内容涉及殿宇兴度、人物赞颂、天人画像、官府告示、禁令等,为研究玄妙观的变迁沿革和苏州的历史文化。社会风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玄妙观众多的碑刻之中,老子像碑最为珍贵。该碑树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出之宋代刻石高匠张允迪之手。碑上刻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的太上老君像,有唐玄宗李隆基题写的赞,还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赞。一块石碑上集御赞、名画和精美书法于一体,世称之为“三绝碑”。此碑是苏州现存画像碑刻中最早的一块,张氏是当时的…     

碑刻中的传教士——天主教地方史研究的新资料

陕西关中地区天主教历史有近四百年,其在中国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中天主教所形成的地方特色更为中外显著。文章介绍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收集到的九通碑刻。这些碑刻不仅是研究关中乃至西北地区天主教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更是陕西地区多种宗教文化相并存的见证。诸如,《圣方济各会士振铎龚公老夫子德教碑》和《恭颂传教部总理陕甘全省兼管新疆等处正(副)主教高(林)大人德行碑》等碑石更显关中地区文化厚重与信仰传承。文章以碑刻的时间顺序逐次介绍它们的大小、内容及风格。碑刻所记载的历史与信仰可以串联起来,形成了关中天主教史的重要文献来源。     

《高良太清观碑》考释

正碑刻与碑文《高良太清观碑》是存于石碑王庄西坑塘北岸碑楼中的一通元代碑刻。石碑王庄属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位于牡丹区的东部、定陶区的北部,距牡丹区、定陶区均30公里。《高良太清观碑》坐东朝西,通高363厘米,其中碑首高95厘米,宽95厘米,厚33厘米;碑身高195厘米,宽95厘米,厚29厘米;碑的龟趺座长230厘米,宽100厘米,高63厘米。碑     

明代甘肃永登地区道教真武信仰研究——以万历年间《新建北灵观碑记》为中心

北灵观为明清时期永登地区道教官观之一,主祀真武大帝.现存万历年间碑刻《新建北灵观碑记》记述了该观兴建史实.文章在考释此碑文的基础上,探讨明代真武信仰在永登地区的播布.     

探究东晋谢氏家族墓志书法及其史料价值

自西晋禁碑令后,墓志这一石刻形式逐渐取代了碑刻。"永嘉之乱"爆发后,朝廷南渡,随之进入东晋。在南北文化及新书风的影响下,东晋的铭石书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墓志,在当时门阀制度下,出现有家族墓志,比如王氏、谢氏、李氏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与琅琊王氏比肩的,唯有陈郡谢氏。谢氏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却很快。因此,谢氏家族墓志的研究对于魏晋南北朝史是极为重要的。旨在已出土的东晋时期谢氏墓志基础上,探究其家族墓志书法,研究其在史学、书法上的价值。     

《龙藏寺碑》:康有为心目中的“古质奇趣,新体异态”

《龙藏寺碑》上承六朝碑版,下启初唐书风。在历史进程中书体演变,古法损益,汲取了北魏碑刻的雄强朴茂、两汉隶书的含蓄蕴藉、魏晋行书的洒脱率意,而呈现出来多元化的因子和"不定型"的痕迹。被康有为誉为"古质奇趣,新体异态"并极力称颂。《龙藏寺碑》安简浑穆,风度端凝,为初唐褚遂良及其后人书法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容纳了丰富的碑帖元素,意中有法,动静结合,变化多端。其中囊括用笔上的方圆、对立、阴阳、矛盾、变化等现象,既符合书学原理及其演变规律,也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哲学观。取法《龙藏寺碑》,可以激活楷书,摆脱程式化和匠气,对丰富当今楷书的创作理念大有裨益。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宗教碑刻的魅力

一碑刻,泛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摩崖题记、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碑石有灵,石墨镌华。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碑刻的典型形制开始确定,碑刻逐渐成为中国石雕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由于特殊的制作和材质,碑刻是保存历史文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历史的见证。同时,碑刻具有丰厚的艺术性:除了最引人瞩目的碑刻书法艺术之外,古代工匠们广泛地运用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还创造了种类繁多、博大精深、而且传承悠久的图式造型艺术。     

奇正相生 清纯峻逸——《张猛龙碑》艺术特色及历代评析

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自发现以来为历代学者重视、研究,其鲜明的书法风格、无穷的艺术魅力为众多书家所赏读、摹写。摘录明清代表书家对《张猛龙碑》的述评,意在对整个北朝石刻文字有一个重新认识,以期对当今"魏碑"书法创作中存在的审美误区有所识别。     

“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之艺术形而上学论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审美自觉与艺术自觉”的时期。所谓“审美自觉与艺术自觉”,是指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的独立价值的被认可。从学理上讲,“艺术自觉”必致艺术形而上学(或曰艺术本体论)的确立。“艺术自觉”发生在观念领域,它是人因着对艺术活动的反躬自省而达致的对人生审美维度的肯定。在艺术观念领域的重大建树,往往得力于一个时期的哲学反思,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艺术形而上学的建构与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它紧密关联于魏晋玄学所表达的“人的自觉”。一、魏晋玄学与“人的自觉”魏晋玄学具有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使我…     

瞻思丁陵墓

咸阳王陵墓在昆明东南郊五里多,与昆明北郊松花坝水库他的另一陵墓遥遥相向。陵墓四周都镶有碑石,西面的碑文是1917年云南都督唐继尧题写的“元咸阳王瞻思丁墓”。东面碑上刻有经文,南向碑刻的是云南石屏人袁嘉穀写的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邓石如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邓石如布衣终身,在碑帖之学转换之际,倡导碑学,确立碑派书风,为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碑学理论提供实践支持,对碑学的兴盛产生深刻的影响。邓石如书风的形成,既有他个人勤奋努力也有天赋因素,也受惠于他青年以后广泛交游,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     

武与泰山鸳鸯碑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在她执握朝柄的五十年中,始终与泰山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树立在泰山的“鸳鸯碑”,便是与则天女皇有着重要关系的一件盛唐文物。鸳鸯碑原立于泰山著名道观岱岳观（今存岱庙）,“双石并立,覆以束盖”,故名鸳鸯碑。碑上刻有唐代...     

安徽萧县瑞云寺史料辑录与冬岭和尚

一1986年5月10日,我同几位同志一起,参观、访问了萧县藏皇峪隐于茂林深处的瑞云寺,发现寺中存有一册冬岭和尚辑录的《瑞云寺建始碑文名人游记诗历代和尚略历》手抄本(以下简称“辑录”),并附有冬岭和尚自己撰写的两篇资料和一篇信稿,内容皆与瑞云寺及皇藏峪有关,所录皆为清初以来碑刻及名人游记吟咏。未及细考,谨略作介绍和评述。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

正《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它是世界基督教史上的     

福建莆田元妙观与《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考析

文章主要基于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详细考察了福建莆田元妙观的历史源流、所藏碑刻及其社会影响。指出:莆田元妙观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后经历代的不断修缮扩建,至明清时期已是一座"三殿宏丽,甲于八郡"的著名道教圣地。观内保存的宋徽宗御制御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较海南《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碑保存完整、石质上等,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见于金石著录的字数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宋徽宗瘦金体碑刻。莆田元妙观道士与明代林兆恩所创的三一教有关联,同时也与莆田地方社会士绅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