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沙坠简》与《爨宝子碑》对沈曾植书法的影响

沈曾植字寐叟,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巽斋、乙公等,晚号寐叟.他生于诗书之家,学识广博,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沈曾植学识渊博,精音律史地,诗文书画.其书法早年师从包世臣、张裕钊,并参以二爨及北魏碑刻,后工章草.曾熙评其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沈曾植早年精于帖学,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其晚年创造性地将碑帖进行了融合,他的书法创作实践与书学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纵观沈曾植的学书路径,他得益最深的无疑是《爨宝子碑》和《流沙坠简》,二者共同构成了沈曾植的书法风格,沈曾植是以《爨宝子碑》筑基,进而遍习诸帖,最后在见到《流沙坠简》之后对于书法和草书的认识与视野大大拓展,也最终形成了自己面貌独具的艺术风格.这对于我们研究沈曾植以及民国书法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论文通过对沈曾植书法作品、书学思想的梳理,阐述沈曾植书法的价值及意义.     

冀中南地区北魏时期墓志书风探析

<正>清代碑学兴起,重碑抑帖风气盛行,阮元、包世臣等人便是“北碑”的首批拥趸者,后康有为等人将“尊碑”风潮推至顶峰,“魏碑”一词便是源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正式提及,并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之说,对于北朝碑刻书法极为推崇。本文以冀中南地区碑刻为基础,探析“魏碑体”兴盛时期,相邻的冀州地区书风与其是否完全一脉相承,亦或是在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冀中南地区该时期碑刻书体以隶书和楷书两种为主,     

清尚碑风气中于令的书学地位

于令为清代中期书法家,从其代表书论《方石书话》中,可以看出其较早提倡魏碑并运用于实践,尚碑思想较浓。他批评帖学末流而重气骨,提出学书需从篆隶等古法起,并总结了一些碑学技法和审美特点,其书论和创作影响到后期的包世臣,为清中后期成熟碑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清代朴学兴盛与碑学关系研究

朴学,以考据、训诂为中心内容,亦称考据学。清代中前期,朴学大为盛行。清代书法的发展趋势与朴学兴盛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清代,金石文字资料的出土数量日趋繁多,而训诂恰是以切实可靠的实物为依据,朴学学者对于金石碑版的搜寻、学习、探究以及进行的艺术实践为金石碑学以及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朴学的兴盛继宋代之后又一次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碑学的发展。金石碑学理论以及碑学书法的兴起,打破了数千年来帖学一统江湖的大局。     

陈介祺与何绍基的尊碑思想比较研究

清代碑学的兴起,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介祺、何绍基二人是尊碑书法家的优秀代表。两人早年来往频繁,其学书背景、书学观点以及整体碑学思想框架基本一致。书法实践中,陈氏更多隶中求篆,楷中求隶,愈古愈好;何氏则是以篆隶笔法为核心,上到钟鼎金文,汉魏六朝,下到唐碑,只要符合其审美趣味,皆好之。两人对于碑学的推广和创新不仅在理论上相互倡导,在实践中也勤勉引领,对晚清碑学的兴盛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何绍基,他对碑帖的扬弃式继承和辩证式的吸收,将篆分笔法与行楷进行渗透融合,很好地将碑帖合一,一时成为成功创新的典范。     

傅山“碑学先声”的源起之说

明末清初,在帝王的推崇和政治需求背景下,帖学占据着社会主流,但是随着帖学的衰微,以傅山为代表的遗民书家改革创新,与帖学背道而驰,投向了金石学和朴学,金石碑刻从而进入反清统治的遗民书家的眼中。其中,傅山作为清初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批判帖学,提倡碑学,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对明末清初及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发展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具有先导性的意义,因此便有了"碑学先声"之说。     

书卷气:新文人书法的重新皈依--兼论王国维、鲁迅的个性书风特征

碑学的盛行,最终导致了“书卷气”与“金石气”的严重矛盾与困惑。文人书法的“新化”即新文人书法的兴起已经势在必得。提高作者学养、增加作品“书卷气”是特定时代的文人学识与情感的流露,新文人书法探索必然融进时代精神。王国维作为现代著名学者,其书的儒雅境界,是其学问使然。鲁迅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其书由碑而帖,“融冶篆隶于一炉”,形成别具特色的“鲁迅体”。     

论张伯英“碑帖兼容”书学观的形成

时至晚晴,"尊碑抑帖"的书学观因受康有为等人的鼓吹而盛行,但是张伯英并未受时风裹挟,在碑帖搜访和评鉴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形成了"碑帖兼容"的书学观。此书学观让其书艺也大放光彩,占据了清末民初书法史的一席之地。     

文明的信使——贺年片

贺年片,由来已久。索其渊源,是汉代官吏相互拜谒,所使用的“刺”(也称“谒”)演变而来。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载:“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 这种“刺”,也称“名刺”。宋代《清波杂志》记: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这里的“名刺”,就是用纸书写的“名帖”,也称“拜年帖”。在《癸辛杂识》一书中,也记载了宋代官场中,每逢新年之际,有相互投递“拜年帖”的习俗,当时称“送飞帖”或“送门状”。可见宋代官吏之间,相互“贺节”与“拜年”之俗,是很盛行的。不难想到,下级对上级,以及交往亲密者,定要带着礼品,亲自登门去“拜年”了;对于下级和同僚,则视其关系而投递“拜年帖”,以表礼貌性的慰问与祝贺,从而免去了涉足之劳。     

论焦循易学

<正> 焦循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写出《易学三书》。焦循的《易》学研究颇有自己的特色,为清代阮元、王引之等学者推崇,被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震动。此后,皮锡瑞、章太炎也认为其书“独僻畦町”而“足以名其家”。焦循的《易》学究竟独特在哪里?前人往往语焉不详。本文旨在就焦循的《易》学体系和特色,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邓石如书风的形成与演变

邓石如布衣终身,在碑帖之学转换之际,倡导碑学,确立碑派书风,为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碑学理论提供实践支持,对碑学的兴盛产生深刻的影响。邓石如书风的形成,既有他个人勤奋努力也有天赋因素,也受惠于他青年以后广泛交游,以及他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张载礼学论纲

宋代是中国礼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等人的礼学造诣皆甚高,而张载的礼学更是名重一时,著有《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礼记说》、《仪礼说》、《周礼说》等书(以上诸书均已散佚),其传世著作《正蒙》中有专论礼学的《乐器》、《王禘》等篇,《经学理窟》中有专论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等篇。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脱脱等,第12724页),“以礼立教”(《二程集》,第1195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体系。从整体看,张载的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     

重读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牛头祖统说”再研究

唐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自古即被误读.本文从“玄素是否曾驻锡径山”,“李华撰碑的时段地望”和“李华亲近的到底是谁”等问题着手,考证了《鹤林碑》中所提的牛头“七世说”的原意,以后又怎样变化为“六祖说”的过程,从而探索了《鹤林碑》撰写目的和意义,确立了“牛头祖统说”出自径山的命题.     

王澄先生道艺摭评

<正>王澄,1945年6月生,河南开封人。专业书法家,兼及诗文绘事。提出"碑体行、草书"说,并身体力行。主要著作有《王澄书法集》、《中国当代名家系列丛帖·王澄隶书行草书册》、《王澄诗文书法集》、《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棚下     

《孟孝琚碑》的书法艺术探究

<正>云南昭通《孟孝琚碑》，有着“滇石之最古者”之美誉。究其缘由，《孟孝琚碑》不仅是云南唯一汉碑，更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亦可成为今人提升书法艺术水平的取法对象。通过对《孟孝琚碑》概况、书法艺术特色、对后世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并融入此碑与同一时期《石门颂》的对比，我们可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此碑的价值。     

元代新安学派的四书学

元代以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的四书学,在著作体式上,属于“集编体”或“集释体”;视朱熹为乡邦大儒,在著述过程中怀有“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的深刻用意;倪士毅所撰《四书辑释》为明代《四书大全》所本,其书并非专为科考而设的“帖括之书”,而是“多醇少疵”,殊有价值,但由于政治原因致长期湮没不彰。     

论民国书法的价值兼评新出版《民国书法》

正民国书法,浅显的解释即是指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书写的书法作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则生于清朝晚期卒于民国的书法家,以及生于民国而卒于新中国的书法家,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民国书法家"的概念。如此看来,民国书法的身份便显得极为特殊:一方面,秉承有清碑学之风的余烈,直到民国时期帖学书法的复苏,乃至当代帖学书法大盛的现状,民国书法在其中所起的过渡与转换的作用无疑值得今人玩味深思;另一方面,站在更高的角度看,     

学人治书——略论沈曾植书法艺术特征

作为清末民初的大儒,沈曾植以其精深宽博的文化修养、自觉思辨的哲学方法、兼容并蓄的学书态度,承继传统,竭力创新,成为当代书法先驱.其学人治书的精神对当代书法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济南章丘锦屏山道教龙门派研究

明清以来,全真道教在山东济南章丘境内盛传,道教宫观遍布,碑文石刻众多。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民国初年,龙门派曾在锦屏山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代表人物有韩阳成、刘来广、王复昌、李合林、孙永平、李永传、张元珠、杨至绪等。锦屏山道教碑刻也多为首次发现,如乾隆二年《重修锦屏山朝阳洞老君堂碑》、乾隆八年(1743)《锦屏山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山碑》、嘉庆四年(1799)《重修老君堂碑》、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锦屏山庙宇碑》、咸丰五年(1855)《重修碑》、同治六年(1867)《重修老君堂碑》、同治九年(1870)《重修文昌阁碑》、光绪十二年(1886)《重修碧霞祠老君堂碑》、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老君堂碑》等。查阅王昶《金石萃编》、陈垣《道家金石略》等相关碑刻文献则疏于收录。锦屏山碑刻内容详尽,文辞朴实,文章完整,篆刻精美,对清代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