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根本规律到底是什么? ——与乌杰同志商榷

乌杰同志在《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引只标页码)一书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哲学——系统辩证论”(第32页)。他说,他创造的这个“系统辩证论综合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思维辩证法的一系列的哲学范畴而形成自己的哲学范畴,并按其内在联系组成新的科学体系”,它“既是一般世界观,又是一般方法论、认识论、价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过时了吗?──与朱宝信先生商榷

《现代哲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发表了朱宝信先生的《论哲学基本问题及其诸形式》的文章（下称“朱文”）,该文指出：“哲学改革近二十年来,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传统提法牢固地位受到了动摇,哲学基本问题的可变易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论者赞同。”和“朱文”的这种看法截然相反,笔者认为,哲学改革近二十年中最大的失误,哲学的贫困、落后,就表现在哲学界不少人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由原来的没有弄懂（突出的表现是不解释思维和存在在总体上是什么关系,并把思维与存在同…     

充足理由律与形式逻辑的发展——兼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充足理由律是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早在六十年代的讨论中,在讨论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时,有些同志就提出形式逻辑不能只研究思维形式,他们所持的一个论据就是“充足理由律要求前提内容必须正确”。在关于形式逻辑真实性和正确性的讨论中,同样有些同志提出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和内容的真实性是统一的,所持的     

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吗——与柯木火同志商榷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志同道合、毕生通力合作的战友,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同创始人。“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列宁语)。而柯木火同志在《现代哲学》1989年第一期和《暨南学报》1989年第三期,先后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认识》和《试论马克思的哲学及对它的背离现象》为题著文,认定恩格斯“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理由是在恩格斯那里,“哲学不再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为研究对     

价值真理是科学的概念吗?——与袁贵仁同志商榷

袁贵仁同志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一支(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从真理论的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富有启发。但是细读袁文,却感到文章的两个基本论点都是值得商榷的。一是价值真理概念的客观依据问题,二是真理概念的解说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真理概念同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一致性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价值真理”能否作为真理的普遍形式而成为科学的真理概念?下面谈些个人的浅见,向该文的作者和读者请教。     

共性不存在于个性之中吗?——与李福金同志商榷

读了李福金同志《“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命题驳议》(《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一文(以下简称《驳议》),颇受启发。《驳议》的第一部分从共性和个性的规定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上看共性和个性的区别和相互渗透、相互包含来说明不能单讲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而否认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中。我赞成这一观点。但是,《驳议》在第二部分笔锋一转却又不承认共性存在个性之中了,并且提出了两点理由。     

社会历史过程合目的性吗?——与刘福森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如何理解社会规律的讨论中,一些论者在强调社会规律主体性的同时,提出社会历史过程合目的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性质,只有承认社会历史过程的合目的性,才能揭示社会历史过程的特殊本质。提出上述观点的已有许多论者的一系列著述,其中刘福森同志的三篇文章,即《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哲学研究》1988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刘文Ⅰ”)、《超越     

礼治与当今法治能相辅相成吗?──与白奚先生商榷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哲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争鸣与探索”栏上,发表了白奚先生文章《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先生否定了“人治”,但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礼治”具有“普适价值”...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方旭东在其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中批评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经我仔细检查方旭东的论点,发现牟宗三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的确有若干误译康德文本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正确把握。反倒是方旭东,由于他自己对康德哲学的隔阂,严重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     

关于充足理由律问题——与诸葛殷同同志商榷

读了诸葛殷同同志《形式逻辑教材中的主要缺点》一文(见《现代哲学》1992年第4期,以下简称诸葛文),觉得其中有关充足理由律的论述多有不当之处,现提出商榷意见如下: 诸葛文说:“说论证必须有充足理由,这不能说错,但怎样才是具备了充足理由?没有人能独立于其它逻辑知识能说出个道道来。”什     

能这样从辩证认识论高度探索心理活动规律吗──与王国富同志商榷

《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刊登了王国富同志的一篇题为《应从辩证认识论高度探索心理活动规律》的文章（以下简称辩证一文）。王国富同志这种探索心理活动规律的精神令人钦佩,关于界说的评价笔者已发表文章阐述过［１,２］,在此不想重复;但笔者认为辩证一文并不辩证,其概念混乱不清,推理错误,辩证的结果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并且辩证一文完全没有领会弗洛伊德理论的精髓。辩证一文说：“我又将意识合并到社会化心理中,因为意识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样体现了意识的本质属性。意识这个词我避而不用,还主要因为这个词实在不‘通俗…     

西方释义学探究了肿瘤的定义吗--与毋光明等同志商榷

《医学与哲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刊登了毋光明等同志的一篇题为《从西方释义学角度探究肿瘤定义》的文章（以下简称定义一文）。定义一文用西方释义学对现有的一些肿瘤定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毋光明同志将新理论应用于肿瘤定义的探究,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但定义一文仅仅是...     

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和世诚同志商榷

世诚同志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我最初在“光明日报”上读到时,就感到不能同意他的意见。现在“哲学研究”把这篇文章加以转载,希望大家讨论,我很赞同这种做法。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牵涉到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还牵涉到对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认诚,大家来讨论一下,把它弄清楚,是有必要的。当然,在世诚同志看来,“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是一个早巳彻底解决了的问题,而且为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哲学史的事实又证明了什么呢?世诚同志却和我们有很不相同的了解。那     

命题有了“或者”就可分析为可兼析取吗?——与何庸同志商榷

何庸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认为,一个命题如果有了“或者”就可分析为“可兼析取”(即相容选言),决无例外。例如: 一、我认为一个命题是什么命题,决定于形式而不决定于有关事实。二、当语言形式上不好区分时,就取含意最少的,即取各种情况的“最大公约数”。不可兼的析取蕴含可兼的析取,后者是前者的“最大公约数”。故有了“或者”,就可分析为可兼析取,决无例外。三、为了表达不可兼之意,最好多说点话,不要省略,不要再让人家从事实方面去体会猜测说话者的原意。”(摘自《逻辑     

仁不能进入审美范畴──与樊美筠同志商榷

仁不能进入审美范畴──与樊美筠同志商榷顾宝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一般都把＂仁＂看作政治伦理范畴或哲学范畴。虽然有关＂仁＂与审美关系的论述并不少见,但是明确地把＂仁＂引入审美范畴,以往理论界并无先例。《哲学动态》１９９３年第一期发表了樊美筠同志的《作为审美范畴的仁》（以下简称樊文,提出＂仁＂也是一个审美范畴,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然仔细琢磨,又觉这一提法有些不妥之处,故略陈己见。从樊文全文看,作者把＂仁＂当成审美范畴,理由不外有三：第一,爱是＂仁＂的基本内涵,而爱正是美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审美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仁与美相互沟通;第二,＂仁＂与＂乐＂可能相互沟通,＂仁＂不仅是一种道德境界,更是一种审美境界;第三,＂仁＂与＂乐＂在本质上同一于＂和＂。以上三条：自然有一定道理,但能否依此而断言＂仁＂属审美范畴,尚有待商榷,更何况,这三条理由本身能否成立也是有疑问的。首先,从＂仁＂的实际内涵来看,它确实有爱人的内容,而且从《论语》全书看,爱人确实是＂仁＂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这种爱不同于审美上所说的爱,樊文的作者正是混淆了这两者,把两种性质不同的爱混为一谈了。从＂仁＂的最初意义看,它是作为伦理道德的规范提出来的。孔子生活     

论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实施,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争论的一个热点。何中华同志的《试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文（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以下简称“何文”）,以对话论述的方式,试图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划界,确立“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当归凯撒的归凯撒”的合理态度和行为,以避免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扩散到其他人类活动领域,而产生金钱尺度独断化的拜金主义,或免于重蹈过去经济领域伦理化,而构成道德尺度独断化的泛道德主义。但何文在矫正偏差的同时,又否定了市场经济行…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能够修改吗?——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何祚庥同志在《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問题》一文中,认为“經由实践检驗并证明它是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論,还要加以修改。何祚庥同志提出的这个問题,涉及到怎样理解实践标准以及如何正确的对待真理等問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現在谈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請何祚庥同志及其他同志指正。一实践检验是“由个别来检验一般”嗎? 何祚庥同志为了給自己提出的經过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論还要加以修改的观点,寻找理論根据,便在实践标准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有限的实践,不能对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无限性的理論做出确切判     

充足理由律是形式逻辑的重要规律——与林铭钧等同志并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最近,认真阅读了林铭钧等同志的文章《充足理由律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以下简称“林文”)和李先焜同志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下简称“李文”。上述两文均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3期),本文是我们对这两篇文章的一些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