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CSSCI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

顾炎武素称清代经学之祖,他在明朝衰亡、理学颓废之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反对以臆说空衍义理。其经学会通今古,兼采汉宋,不蹈一家门户,超迈森严壁垒,以“通学”名于一世。顾氏治经主张遵从经文,不废传注,稽古右文,平易说经,以还原儒家经典原貌,重构古代圣人本义。其治经之旨,则强调通经致用,经术当以经世,反对皓首穷经,泥古不知论今。顾氏之经学,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对有清一代三百年的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蒙培元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的贡献

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研究以朱子哲学为核心。他在晚年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而且也突破了早期的一些观点。就朱子哲学中的理气观来说,他从早期的观念论转变到晚年的存在论,从两个世界转变到了一个世界。蒙先生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心”具有本体的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他的情感哲学与境界理论。蒙先生还从境界说转出了生态说,将朱子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诠释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中国哲学其实就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这是蒙先生“接着讲”宋明理学,“接着中国哲学生态观讲”的新成果。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理学救国”:抗战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然而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并得到认可。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史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本”与“修本”:欧阳修“本义”之学发微

研究者普遍赞许欧阳修提出的“修其本以胜之”的思想,对其提出落实这一思想的方式则评价较低。这在根本上体现了欧阳修对于“本”的认识与今人有异。欧阳修坚持的“本”是与六经的权威性分不开的,他所提倡的“本义”之学,也正旨在捍卫与重塑六经的权威性。可他所采取的寻求“本义”的方式,恰有着动摇乃至瓦解六经权威性的危险。欧阳修这一“本义”之学的内在张力,正为我们揭示出了宋明经学与理学得以展开的某条内在线索。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戴震

戴震身为反对理学形上学的主要代表,却深受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他采用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内在性——"血气心知"与世界的外在性——"气化流行"之间结构上的同一性,并由此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是,他把这种同一性的基础,由宋明理学的超越本体转变成了经验性"阴阳五行"的"气化",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和对于经验性知识的容纳,即对于"应事"的要求,实现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知识化转向。然而,离开了作为本体的天道,秩序的肯定与建构就需要求助于"经学"传统对于"经"的权威的承认。天地之道,就蕴含在圣人的经典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圣人之道的最直接的途径。戴震在理论上重新证明了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戴震的理论是在经学与理学之间,依附于经学的权威性,采用了理学的理论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儒家理论体系。     

读《戴震哲学新探》

对大师的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晚年的东西,而对其早、中期的思想则有所忽视.这样是无法把握大师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的.目前学术界对戴震的研究,集中于他的晚年思想,而对戴震的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周兆茂教授对戴震的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作详细的考察.这是周兆茂教授《戴震哲学新探》的特点之一.《新探》将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明白地指出:早期的戴震(32岁前),接受新安理学的影响,而视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这时的戴震,推崇程朱理学,提出“盈天地间,道(理)其体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中年的戴震(32岁到44岁),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与勉以温饱的教书生活,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令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仰日益动摇.一方面仍具程朱的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具有“贯穿性”,随着理学的展开，“乐”从境界转化为“本体”,获得此乐的方式也更加的“简易”,此种变化与理学所要面对的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也揭示出“孔颜乐处”本身的提出就与理学回应佛教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处理有关，正是汉唐经学在人的心灵安顿上的回应无法应对佛教的挑战，才使得理学家借用儒家原有思想资源对此一问题深入诠释，发展了儒学的境界论。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论戴震哲学的结构与含义

小引 戴震生当清王朝政治统治相对稳定的雍乾之世,社会经济由恢复走上发展,阶级矛盾尚未严重激化,学术界则笼罩于经学考据氛围之中。戴震从数学、天文、名物、训诂之学开始其学术活动,他的哲学别具风格。他的目的是批判程朱理学,方法是“由故训以明义理”,以儒家几部经书为依托,寻章摘句,剖文析字,以“疏证”为名义,对程朱理学展开全面而集中     

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

汉代到宋代经学和儒学的转变,不仅仅是依止经典的转变,而且还有经典诠释路向的转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宋代"玩味"与"涵泳"解经方法的兴起,这与汉代以经典为共同体立法的解经方式不同。当然,玩味与涵泳,不仅仅是一种经典诠释方法,更是在根本上与理学相关联。特别是,玩味与涵泳使经典对成德之学的作用成为可能,或者说,经典所具有的工夫论意义因之在理学中得到了凸显。遗憾的是,这种解经方法在清代以来被渐渐遗忘。今日欲重建经学,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发展这种方法。     

论魏晋之际的“才性之辩”

<正> 魏晋之际的“名理学”即辩名析理之学,是由汉代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演化而来的,也是魏晋清谈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名分之理”,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也就是说,人君臣民各有其固定的职位。其中虽然包括有伦常的意义,但主要是就政治理论方面而言的。一是指“名目之理”,识察人物,量才以彰其用,是谓“名目”。这是就讨论人物才性而言,主要是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说的。两个方面的含义既相联系亦可有所区别。魏晋之际把才性之辩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不是偶然的,它标志了由汉代经学和伦理思想向魏晋玄学和伦理思想的转变。     

《周礼》以“修身”为本——《周礼全经释原》初探

明儒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在明代经学义理化的学术背景下,注重内求本心的理学理路,特别揭橥"修身为《周礼》之本"这一主旨,其实质是强调内圣为外王之根基。《周礼》为治政之经,本涉官制、礼法、财政、土地诸政治制度,而柯氏推崇"修身",强调本心之纯正,则可身修、家齐而国治,《周礼》由此转入"内圣"层面。如此,内圣与外王打通,在宋学的解释框架下,由治心到治民,将格君心与设六官并举,以教立政,汉宋融合,《周礼》的诠释面貌可谓焕然一新,而其经学意蕴亦得以充分彰显。     

揭露“新原人”的原形——兼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系统

“新原人”一书,是冯友兰先生的所谓“贞元之际所著书”当中反动党性最强的一本,而且是他的叫作“新理学”哲学系统的核心和“精髓”。冯友兰先生最近发表了长达两万余言的自我批判文章,即“新理学的原形”。对于这个自我批判,我们是欢迎的;而且应该承认这个批判,较之他过去做的自我批判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个批判却对“新原人”没有进行严肃的检讨,没有刺着痛处;因而新理学的原形也就未能真正、彻底地揭露出来,他给自己戴的某些“帽子”也就显得空洞,缺乏学术思想的分析、批判的基础。我这篇文章,企图着重揭露“新原人”的原形,和它在新理学哲学系统中的地位,因而也要论及冯友兰先生     

从邵康节、陈白沙之诗与诗论看宋明理学诗的特点

理学诗是指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的诗.邵康节的诗突出表现乐的情感,这与他的观物学说相联系.他重视诗“曲尽人情”的作用,也对“累于性情”、“溺于情好”保持警惕.陈白沙以诗为教,以自然为宗,强调自然之乐,认为“论诗当论性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习诗歌的修辞技巧.宋明理学诗的整体特点是:(一)重视吟咏性情,抒发乐的情感,并间接阐明义理;(二)相对轻视修辞技巧;(三)不排斥议论,但也不主张单纯以议论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