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作为一种生产力——兼评王小锡教授对“道德生产力”问题的探讨

"道德生产力"与"道德资本"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经济伦理学概念,后者是前者合乎逻辑推进的结果,王小锡教授在这两个领域作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讨,丰富了我国经济伦理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在理论上阐明"道德生产力"的道德闲限及其生产力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厘清"道德生产力"研究的应有理路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促进"道德资本"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     

选择的困惑与困惑的选择--医学道德冲突初论

在医学道德实践活动中 ,作为医德主体的医务人员 ,时时刻刻处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医德关系之中 ,并总是要依据一种或几种医德准则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 ,以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医德价值。然而 ,由于医务人员所处的医德关系及面临的医德准则错综复杂 ,其医德选择常常陷入两难困境 (即医德冲突 )之中。如何使医务人员从医德冲突中成功突围应是医学伦理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但我国目前的一些医学伦理学教材基本未给予专门论述。本文试图从医德冲突的成因、特点、研究意义、内容以及解决的途径做一些粗浅探讨 ,以期引起同道们的重视和关注。1　选择…     

经济全球化与道德进步--兼论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进步观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球经济交往体系,其主要表现是人的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其结果是各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与融合.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冲击与融合能够促进道德的进步.本文着重从民主与权威观念的变革方面,考察这一过程的道德进步性.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道德的利益之维——兼评“利益决定道德”论

利益和道德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利益的角度,道德可以分为无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而有利益诉求的道德又可以分为有物质利益诉求的道德和有精神利益诉求的道德。有利益诉求的道德与无利益诉求的道德,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六论道德资本——兼评西松著《领导者的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是特殊的资本形式,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培育、应用和管理好道德资本将是企业获取更好效益和更多利润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西班牙的阿莱霍·何塞·G.西松围绕领导者的道德资本而展开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和有借鉴意义的理论。     

论伦理学研究视角的创造性转换--兼论当前道德信仰弱化的理论根源

道德理论和规范脱离实际是传统伦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伦理学研究正在实现三大转向.回归生活,关注个体道德,以及从方法到理论的兼收并蓄,使得伦理学显现出空前的活力.应用伦理学的迅速发展是当前伦理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但道德庸俗化倾向和保守主义是伦理学研究视角转换过程必须力避的两大陷阱.     

评皮亚杰"约束的道德"与"协作的道德"——兼论代际关系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让·皮亚杰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中提出了"约束的道德"和"协作的道德"两个不曾被人专门讨论的核心概念.它们分别具有以下三大特点:约束的道德是成人权威的体现,协作的道德则是儿童自主制订规则的道德;约束的道德倾向于惩罚性的公正;而协作的道德则追求平等的公正;约束的道德是他律的道德,协作的道德则是自律的道德.深入辨析"约束的道德"和"协作的道德",对于创新建立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良性互动基础上的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意义和价值.     

论人性与道德——一种道德学的分析

揭示人性有哲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等多重维度,但从道德上考究人性即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是主流;道德与人性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性决定道德还是道德决定人性的问题,决定道德的利益不过是人性的体现,而人性的善恶又以利益的取舍为标准,如果我们认同由伦理入道德的分析进路,那么人性就构成道德的"第二土壤";但人性又是欲望与情感的总和,利益只不过是人的欲望的现实化,就此而言,人性又构成道德的"第一土壤";因此,基于真实人性的道德学应该破除人性要素的二元对立思维,从人性的完整性、客观性出发,为正当与善提供坚实的人性基础,为"完整的人"和"自由的人"的实现提供道义支撑,真正使道德成为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异化。     

两种道德情境下中学生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

将246名中学生分为三个年龄组,运用情境故事考察其在犯过和亲社会道德情境下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在犯过情境中,12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均以消极情绪为主,14和16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存在差异,表现为他们对犯过情境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多为积极情绪,而对自己的情绪判断则多为消极情绪;在亲社会情境中,三个年龄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不存在差异,多以积极情绪判断为主。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Book Information Strong Hermeneutics: Contingency and Moral Identity. By Nicholas H. Smith. Routledge. London. 1997. Pp. x + 197. Paperback, £14.99.     

道德自律的特性解读

道德自律是道德发展的重要阶段.对道德自律特性的分析,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平台,既要从道德个体的视角,也要从社会规范的宏观领域来考察.道德自律的特性表现为自觉性、为我性、内化性和开放性.道德自律的特性体现在道德发展整个过程的始终.     

改革开放30年来道德教育发展特点概述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过程也是道德教育发展的过程。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道德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与时代步伐共同演进的特点:逐渐形成从运动式的道德教育到形成规范的道德教育体系;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为道德教育的主线;从社会道德教育到个人品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相统一;道德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公民教育转变;利用现代媒体和社会活动开展道德教育。     

简论道德文化

新时期应有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 ,具有先进文化的鲜明特征 ,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动力的关键因素 ,它集中体现了文化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的基本功能 ,并渗透于各种文化领域。文化建设的一个首要着眼点 ,应注重把道德文化确立为其主题选择。     

道德建设论要

中国改革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将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特定的伦理学范畴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道德建设是促使道德进步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道德的理论建设是前提,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道德教育是基础,职业道德建设是主体.道德建设系统的开放性特点要求经济、政治、法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要实现这个要求就必须建立健全的伦理制度.     

略谈道德相对主义

本文对道德相对主义割裂道德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否认道德的客观标准和道德普遍性的理论实质和实践危害给予了分析批判,指出其对于我们引导人们明辨道德是非、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遵行社会主义道德和公民道德原则规范,吸收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道德资源,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都是极为不利的。     

论道德与生活的关系及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

就生活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可以说生活需要道德、包含了道德但并不等于道德,道德始终存在于人的整体生活之中,没有脱离生活的道德。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表现在,道德生活是一种属人的或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并渗透在物质生活之中引导和规范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意义和价值并能予以价值评价的生活,是一种主体自由意志自觉自为并能进行道德选择的生活,是一种通过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关系涵盖一切道德活动的社会生活。     

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结构探讨

道德教育的根本宗旨应是培养既愿做又会做"道德人"的"道德人",这就要求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应是由道德知识、特定社会的道德现实、主体的道德能力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不作如是观,道德教育培养的"道德人"便只是"道德书生",在道德实践中可能会因缺乏道德实践能力而时常陷入道德悖论的"困惑"之中,进而可能背离愿意做"道德人"的初衷,转而渐渐不愿做"道德人".构建合理的道德教育之道德的内容结构,需要厘清基本理路,作多方面的认知创新.     

Moral Taint: On the Transfer of the Implications of Moral Culpability

Suppose two people are about to drown.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save only one, so the other will have to die. One of the two has just culpably killed an innocent person, but has no intention of killing anybody else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expect that he will. Everything else being equal, should we give them an equal chance of being saved by flipping a coin?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we should not. I argue that the implications of a person's moral culpability for (recent or prospective) harm to a particular victim should transfer to other conflict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wrongdoer might find him or herself. This requires establish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s contributing to harming another person — and his moral culpability for that harm — impinges on our decision making in situations where it is possible only to assist either the wrongdoer or some other person that is not his vict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