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人性论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

本文对轴心时代以来传统或古典的人性假设、人性论的现代性转折、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人性论进行了扼要考察。指出,人性理论的研究有产生背景和发展承继之变、有论证方法之异、有"是然"和"应该"之争。人性理论的研究要紧扣人性论研究的目的,也即紧扣人性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域(归纳为人性论核心要义):人性来源于何处(因什么是然)、人性是什么(是然)、人性应该的取向(应然)。人性论核心要义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是人性理论解析、建构的关键;尽可能扩展人性论的研究视域,同时紧扣人性论的核心要义,进行综合理解和共识融通,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的人性论与新达尔文人性进化论之间的综合理解,对现时代人性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家人性论时,有两方面的思想资料可供借鉴。一是自先秦到唐末的传统的儒家人性论,二是佛道二教的心性论(这里只谈佛性论)。将儒家人性论与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想方法、修养途径、政治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一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以后宋明理学对儒家人性论进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不无裨益。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

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视野中，国家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在超自然的至上神命令下，可以得到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后，“天命”的宗教神秘意味呈现逐渐消减的趋势。处在这一转折处的荀子，将政治治乱的因缘彻底归诸人事。其后，通过证成“服人之道”的基础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礼义之分”，“礼义之分”出自圣王“积思虑”之“心”，荀子最终将殷周之际的“以德受命”之“天命观”转变为“以德致位”之“圣人观”。但在此观念之下，还潜藏着专制威权的思想阴影。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荀子的人性论新探

儒家伦理－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是“人”：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对人格培育的范导,构成了儒学的根本任务;从人出发来考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儒学的基本脉络。作为一代大儒的荀子的思想体系,亦不能不鲜明地表现出这一儒学特色。人性问题是荀子的思考重心,荀子的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观念与政治主张都与他对人性的理解与阐释具有直接联系。本文拟对荀子人性论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以供时贤指正。一、关于性恶说谈到荀子的人性论,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的著名的性恶说。荀子主性恶与孟子主性善适成鲜明对照,是为儒学史上的最大…     

德欲之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

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是“德”、“欲”及其相互关系。由此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三代以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二是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将情欲之“性”称为“中”。竹书《性自命出》不但发展了子思的“中”论,而且将其恢复为“性”,并为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而情欲之“性”只是“命”,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也谈孔子的人性观

传统上人们对孔子人性思想的论述往往从善恶的角度立说。其实,孔子并没有明言人性是善还是恶,而是认为人性应当是"仁",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塑造。与其说孔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毋宁说是具有引人向善意义的人性观。孔子提倡用"诗"、"礼"、"乐"涵养和塑造人性,以实现自然人性向道德人性的转化。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王夫之“继善成性论”中的哲学建构

在王夫之以易学为根基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易传》的"继善成性论"成为其哲学建构的重要经学文本与理据。王夫之在天人关系的视域中对儒家所言的"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以此对以往的人性论进行判释、鉴别,继承和细化了宋儒从气化论、天道观和体用论等方面言"性"的传统,通过分析道、善、性之内涵与关系,来对人性的来源、本质、生成、善恶、异同等诸多问题展开分析,运用宇宙论和本体论两种思维方式,重点分析了"继"与"成"的逻辑内涵及相关延伸问题,为其独具特色的人性生成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春秋思想的过渡性质与老子孔子学说的诞生

春秋时代思想文化具有从天命神学向诸子学说过渡的性质，老子学说和孔子学说的诞生是过渡完成的标志。老子和孔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但两人的致思方向不同，创立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成为两位各有不同贡献的思想巨人。     

儒学二重性: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儒学是孔子在继承殷周文化基础上所创立的人文道德学说 ,以探讨人生哲理、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但是 ,儒学一开始就包含神秘色彩 ,孔子既讲“天”、“天命” ,又言“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 ,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矛盾性。孔子死后 ,社会统治阶级自鲁哀公、汉高祖开始修建孔庙、神化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崇拜、祭祀孔子成为定制 ,历代统治阶级都通过神化孔子 ,推行教化、普及伦理纲常。久而久之 ,深入民心 ,使平民百姓以宗教感情顶礼膜拜孔子 ,使儒学事实上演化成为道德宗教。全面而论 ,儒学仍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 :既是哲学 ,又是道德宗教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

上博简《诗论》第25简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不应当理解为此诗表现的是生不逢时之叹,而应当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由此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孔子天命观的认识。孔子从恭敬的角度指出人们应当顺从天命,但他更强调在天命时遇面前要自强不息,积极奋斗,《兔爰》篇所显露的那种冷漠对待社会、只求一己之福的态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