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这一话语既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具有自我完善机制等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毛泽东在立足制度现实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制度比较、新旧制度比较、立足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大背景等具体方法。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新中国制度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     

从国民性话语到人民话语——关于毛泽东人民话语建构的一项考察

青年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影响,接受了国民性改造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创立了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人民性为核心、合法性建构为目的、纳入和包容为基点的独具特色的人民话语。人民话语对国民性话语的扬弃,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和国民性话语本身的局限使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为超越国民性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条件。人民话语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是扬弃、超越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     

试论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主张合理利用暴力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人民人身、财产等权利,重视人民的利益,提倡人民的真正平等、亲爱互助,尊崇人的价值和尊严,其内容非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人道主义除了继承辛亥革命以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外,也直接继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并间接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及美国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带有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色彩,又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密切关联。     

毛泽东农民话语的演变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先进性与革命性之间的张力,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隐藏线索,理解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钥匙。1949年后,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了两次转向。第一次是从强调革命性的阶级分析转向强调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分析,但这一次转向使农民话语中的紧张关系愈加凸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话语转向,重新回到以革命性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农民话语的第二次转向,只是从表面上缓解了话语的紧张,并没有真正解决理论的内在矛盾。不过,虽然毛泽东的农民话语历经反复,在实践上也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始终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毛泽东农民话语的重要遗产。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实践路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掌握革命话语权的现实需要,通过开展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学理对话,逐步形成深入结合中国实际构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实践路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构建三民主义理论时,将中国国情纳入考察范畴,并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具体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为创新话语方式、扩展话语内涵、提升话语能力的重要标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由概念提出、学理对话,逐渐过渡到形成革命运动的实践阶段,"社会革命"由此被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进程。五四后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历史过程与实践路径,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实需要,折射出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构建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两个维度及毛泽东的"革命"逻辑

传统中国蕴含着两种“革命”思想的维度:一是圣人救世的“汤武革命”,一是基于压迫而进行反抗的农民起义。这两个维度对于既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教育,同时又深受非规范性文化熏染的毛泽东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他“圣人救世”与“压迫-反抗”的两种“革命”逻辑。这两种具有不同文化气质的“革命”逻辑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结合的根本基础是他尚变求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现代性弊端及其超越:毛泽东的“革命”方案

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所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在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致力于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现代化方案,成为毛泽东"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     

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因而,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下,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中国由于现代产业未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转入人数众多的农村,依靠农民继续进行。但是,转入农村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在实际中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本文尝试理清这一冲突。     

道德伦理重构:毛泽东“革命”的价值向度

毛泽东一生进行了许多类型的革命,像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民族革命等,而所有这些革命,无不具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指向: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远远高于物质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最终落实到价值理想的层面,就是重构道德伦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创造出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世界.     

将文化的话语权还于大众——毛泽东“文化革命”的价值理路

文化的“革命”,是贯穿毛泽东一生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所要做的,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     

毛泽东早期革命美术思想与延安"鲁艺"的创立

被誉为"革命文艺的摇篮"的延安"鲁艺",不仅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谱写了独具特色的辉煌篇章,更为抗日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延安"鲁艺"的创立缘起,既是当时为了抗战培养文艺干部的需要,更与毛泽东早期革命美术思想的形成密不可分.纵观毛泽东革命美术观念的确立及其态度的转变,会发现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还未能意识到美术的政治功能,但随着革命事业的深入及其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了美术在革命宣传中的功能,进而确立了他在延安时期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完备型革命模式

世界文明史上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革命,一种独特的革命方式,即以精神建构的方式来实现突变、做成政治的演替和社会的变革。而这种精神建构的革命模式,同样采用了暴力革命的方式。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模式。它以传统汤武革命为基础,整合了来自西方政治革命的理念,并给予当代中国以十分深刻的影响,几乎左右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潜在主题。     

卢梭与晚清革命话语

在晚清的历史社会空间 ,革命话语日益膨胀。后经卢梭及思想的刺激 ,革命变得“浪漫化” ,革命的内涵出现单一化、绝对化。这是在社会危机压制下激进化心态的泛化 ,是由社会阶层的对抗、两极化思维模式促成行动的极端化以及公共舆论的推波助澜等因素促成的。它一方面使社会处于亢奋状态 ,从而激发了民众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意志主义 ;另一方面却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 ,提高政治现代化的代价 ,使社会缺乏长期的合作、妥协与宽容精神 ,出现认同危机等。在晚清的革命话语中 ,卢梭试图为社会建构“政权规则”的思想被抛弃了。     

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革命与中国哲学的话语危机——兼论“中国问题意识”

<正>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地意识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学术话语革命,从近百年中国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西方学术话语向东方国家渗透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学术话语变迁的轨迹和规律等视域,探讨了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原因以及走出这种危机的路径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危机的实质的分析,这些探讨往往囿于对其技术层     

政治忠诚的话语建构

政治秩序与政治忠诚关系密切。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以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政治忠诚话语体系为前提。政治忠诚话语分为“抽象”与“具体”两种类型。首先,政治忠诚话语中“抽象”与“具体”两种类型的忠诚对象应该具备充分的有效性。其次,它们能够得到相对均衡地发展,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内在联系与支持关系。其中,抽象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需要有足够的超越性与先进性,并且能够对现实力量产生有效的制约;而具体层面的政治忠诚话语,在服从抽象政治忠诚话语的前提下,发挥对具体个人或组织的指挥、协调和控制能力。政治忠诚话语体系的科学建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境况及其建构

在信息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科学估价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的现实境况,强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的话语权,以巩固马克思主义道德在中国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已构成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研究的学界视角、现实境况及其当代建构构成本文讨论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从挣脱名相到随顺名相：论章太炎革命主体的话语实践

本文以革命主体对名相的挣脱与随顺为主线,探讨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不同时期对革命主体话语实践的思考。在“转俗成真”的《民报》时期,章太炎从两方面要求主体挣脱名相的束缚;其一是祛除宗教的“表象之病”,使革命主体免于“依他”之有神论的束缚,其二是要实现一种超越“遍计所执”名相分别的主体化模式,建立“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在“回真向俗”后,章太炎强调革命主体要随顺名相,回归语言运作之中,将众生之“成心”作为思想革命的生产性要素,通过“观其会通”使“成心”向“真如”“正智”所昭示的批判性维度和解放性维度敞开,实现革命主体“以众生为我”的最终旨趣,这也是章太炎的思想革命得以存续的根本方法。     

周公形象的塑造与早期儒家话语的建构

《左传》中的周公是具有卓越成就的政治家，也是备受周人尊重、鲁人尊崇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出于话语建构的需要，其文献载录改变了周公形象。《论语》是转折的开始，到战国时代，周公成“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周公已经成为儒家崇圣系统的重要对象。在《荀子》中，周公最终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周公的话语成为儒家建构...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比较的观点

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公共管理学科本身的自主性有关,其话语体系表现了一种多种学科综合、多种理论兼收并蓄的特点。美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在于它不断适应公众的直接需要,在于它领先的问题意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常态化的学术批评与争论。我国公共管理话语本土化的建构具有一个相对较好的文化基础,这一建构需要对话语体系本土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需要有一个包括正确处理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鼓励批评争论、自由探讨等在内的良好的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