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道德律自明性的根源：早期市民阶层的理性激情 ——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律令自明性的批判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由于意识到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不能从一个思辨理性设想的理知世界获取,康德于是先肯定道德律令的存在,再以此出发去设定自由。康德直接肯定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自明性。阿多诺指出,康德这种严格的道德命令,这种简单的绝对应当,绝不是自明的,康德的绝对的应当其实是一种压制,是对复杂的现实条件的归约。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是为他设想伦理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做铺垫。     

从康德到约纳斯——“绝对命令哲学”谱系及其意义

在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等时代大潮下,特别需要强化思想和行动的责任意识。在这个方面,康德独具匠心地提出的"绝对命令"概念特别有启发性。从叔本华、马克思到阿多诺、约纳斯,西方近现代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绝对命令哲学"谱系。在此谱系中,思想家们不仅在反思自己时代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绝对命令,而且还在与康德的对话中阐发其现实意义。当今中国正处在特殊时期,特别需要确立我们自己的"绝对命令"。透过"绝对命令"来审视哲学,我们需要克服因辩证法的滥用而陷入模棱两可,也要防止因热衷于抽象思辨和概念游戏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绝对命令。绝对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

康德提出责任的普遍命令 ,并由此建立起纯粹的动机论。他的绝对的道德义务和动机论遭到了边沁、黑格尔、叔本华等思想家的批驳 ,但他们并未正确指出康德伦理学的根本缺陷。本文力图指出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的证明本身所包含的逻辑错误 ,由此揭示康德动机论的内在矛盾     

康德目的论及其性伦理学

通常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众所周知的。他试图证明他称之为绝对命令的那个一切道德判断的纯形式的第一原则。他宣称给我们提供了这一绝对命令的三种不同的表述;事实上,他至少给出了五种不同的说明。最为人熟悉的两种说明是所谓普遍性原则:“按照同时通过你的意愿可以成为普遍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事”以及人性原则:“你的行为要把你自己或任何别的人的人性总是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来对待”。康德道德哲学具有的传统困难,也被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不甚清楚,绝对命令的各种说明是否真具有同一含义。如果行为者狂热到普遍要求最放肆的行为,普遍性原则似乎就不产生我们将从直观上称之为道德结论的那种东西。在直观上人性原则是富有吸引力的,但这一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论神对于康德道德律的多重意义及其限度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被设定为实存的神作为道德律的"规定根据";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把神圣的、绝对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即神意视为使先天综合的定言命令成为可能的"第三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神意是一个必须被用作原型的实践理念,该理念将神圣的道德律呈现在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眼前。但康德在赋予神意对于道德律以多重意义时,也为此设置了一个限度,这就是:被设定为实存的神对道德律作用的间接性和直接作用于道德律的神的观念性。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康德的义务论辨正——兼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自由本质

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哲学,历来是一个充满歧见的话题。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康德的义务论是和目的论绝对对立的形式主义的唯动机论,其实不然。要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康德哲学思想的高度深入完整地研究康德的义务论,而不能停留于他的个别道德命题和提法。在我们看来,康德的义务论可     

道德榜样三要素及其局限

作为形象的道德榜样,是真、善、美的感性呈现。在康德那里,即使道德榜样因其能够产生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而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人们也不能因有这样的肯定而遮蔽了实践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我们在思考道德榜样问题时,既要吸取康德观点中的有益成分,又要避免落入绝对理性主义的陷阱;既要充分认识到道德榜样作为真、善、美的感性呈现的价值,又要不停留在其感性层面,而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实现对道德榜样这样的感性形象的理性把握。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Ⅰ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一章中列出了三条道德理性知识的原理:(1)你行动的准则要出于义务而不仅仅符合义务;(2)出于义务的行动的道德价值只在于它的准则的普遍性形式,而不在于任何质料;(3)义务就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这三条原理正是要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中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而为向下一章即道德形而上学的提升打下一个基础。这三条原理其实已经暗示着道德形而上学的至上原理即定言命令的内在结构了,这就是在义务概念中所包含的主观准则、客观法则和由敬重而实现出来的主客统一的必然性三个环节,它们后来扩展为定言命令的三个变形的公式。当然,这三个环节的真正意义单凭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停留于词句的表层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深入到康德思想的深处才有可能真切地把握到。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试析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独立于客体的主体概念奠定了道德的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是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的.这是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康德伦理思想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     

论康德与罗尔斯的两种道德建构主义

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与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都运用了普遍同意的标准、有效性标准来证明各自的道德原则和正义原则,它们都属于义务论派别,绝对命令和正义原则也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的建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而罗尔斯的建构主体则不具有这种形而上学的特征;康德的建构主义属于构成性自律,而罗尔斯的属于学说的自律;他们各自建构出来的原则也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罗尔斯的转变削弱了正义原则的证明力,在后形而上学的条件下,哈贝马斯对道德客观性的认识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思路。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康德伦理学中的正义概念

<正>一罗尔斯的观点引出的问题众所周知,约翰·罗尔斯在构建自己的"正义论"时,曾经非常自觉地把康德伦理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在《正义论》一书第4章第40节中,罗尔斯以"康德对正义即公平的解释"为标题,论述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就等于"正义原则",按照正义行动,等同于按照绝对命令行动。     

论儒家的道德律:普遍公共利益原则

本文通过对卢梭的"公意"、康德的"道德律公式"、孔子的"道德法则"和朱子的"天理"进行会通,提出作为儒家道德律的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即是人类普遍公共利益原则;广义即宇宙普遍公共利益原则.由普遍公共利益原则推出的自由意志不是康德完全没有质料动机的绝对自由意志,而是没有任何不合理欲望的相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