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主体性诠释:主体性诠释的解构——评“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模式

"东亚儒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接受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的主体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原创者与其经典,还是诠释者与其诠释,都是"主-客"关系。这种主体性诠释模式必然面临"认识论困境",导致存在本源的遮蔽,因为它不能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原创者本身及其经典、诠释者本身及其诠释的生成。但值得注意的是,"诠释脉络"的概念已经接近于本源的观念。一切存在者的本源,就是存在或生活。因此,可以提出一种"前主体性诠释"模式,即把诠释活动视为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活动给出了新的主体与对象,即诠释者及其诠释。这种模式基于生活儒学关于存在即生活的本源观念,由此真正彻底地回答原创者及其经典、诠释者及其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

荀子哲学作为一个经验论的形态,为儒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范式。就儒学而言,荀学经验论所带来的并不是对“道”的离弃和背叛,而是学问进路与方法的创新。从“道统”的角度说,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论本体论的性质及其重建

哲学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几乎与哲学一样古老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就是哲学。从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本体论研究的主要是“存在”问题 ,正因为如此 ,它有时也被称为“存在论”。但是它不是研究“存在者”的一门学问 ,而是探究“存在者”何以“存在”的一种智慧 ,并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终极关怀紧密相关。 2 0世纪以来 ,本体论遭到了严重拒斥甚至否定 ,这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也与人们的理智迷误不无关联。然而 ,无论本体论的命运如何 ,它所关注的问题都是我们无法超越、无法回避的 ,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在今天这个人…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儒家哲学中关于“教”的学说

儒家重视教育、教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又被称为儒教。儒教就本来的意义说,是指儒家之人伦教化,教育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兴私学,办教育,自孔子始儒家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并保留下来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说,儒家的教育是成德之教,首先要成就的就是一个“成人”,而不是具有某方面技能的专家。但成德之教归根到底是每个人自身的事情,儒家虽重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启发式教育,但更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我修养,此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教”。历史地讲,儒学或儒教并非宗教,但在人文教化中所…     

现代学者关于“儒”的考释与定位

孔子在春秋末年所创立的儒学,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西汉中期以后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在东西方又兴起了“儒学热”,许多儒学问题得到了重新解释与评析。但是其中有个带根本性问题即“儒”的历史渊源与演变问题,诸家向有歧解,三十年代胡适作《说儒飓出德为“殷民教士”之说,四十年代郭沫若又作《驳〈说儒〉》一文,提出儒为“邹鲁缥绅之上”之说。自是,学者多沿用郭说。七十年代徐仲舒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儒”字,对于“儒”的产生做出了新的论证。笔者近年专治儒学史,对诸家之说各有取舍评断,现就研究所获对“儒”…     

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     

何谓“实在”?何以“必然”?——康德的“存在神论”批判及其形而上学要义

“存在神论”是康德用来刻画传统形而上学中一种思想机制的术语,这个机制从根本上说是由“实在性”这一存在论概念与“绝对必然存在者”这一神学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论题并不能仅凭自身而直接构成对这个机制真正的批判,因为它对“绝对必然存在者”的适用性并不是自明的。我们从康德1770年代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逐渐与存在神论分道而行的关键点在于,用“感性的实在性”取代了“设定的实在性”。本文尝试以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分析表明：唯当康德通过对“设定的实在性”和“绝对必然存在者”两个概念的反思而完成了对存在神论机制的整体批判时,“存在不是实在谓词”的论题在反驳存在论证明上的效力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

儒家没有新的,然而儒学是常新的.儒家的复兴在于儒学的重建.儒学的当代重建必须在当代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中进行,才能顺应当代的生活、而避免原教旨主义.这就需要对儒学史进行一种新的认识,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儒学三期"说.     

《儒学与现代化》出版座谈会侧记

当学术界对“传统与现代化”尤其是“儒学与现代化”讨论日渐深入之时，声称“儒学与现代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韩国学者黄秉泰博士的著作《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文版的问世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5年4月28日，中、韩两国学者百余人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儒学与现代化》出版座谈会”，围绕该书及该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和自由发言。与会学者认为，姑且不论儒学与现代化要求背道而驰与否，黄秉泰博士不是以某种孤立因素或单一成份作为出发点，而是从结构一功能出发考虑问题，在研…     

柳宗元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

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一般认为,这一运动是由韩愈发动和领导的,唐末皮日休说：“文公之文,潮杨墨子不毛之地,陕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皮子文获》卷第九）北宋苏武更称赞韩愈“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他们都把韩愈视作儒学复兴运动的旗手。历史上韩柳并称,柳宗元是否也是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手者？他在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儒学发展的影响如何？本文对这些问题试加探讨。一、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历…     

儒学是宗教吗?

要解决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要从“究天人之际”的问题开始。儒学所说的天, 是指宇宙自然界,它是一切生命的创造之源,因而具有神圣性,但不是神。天有形而上的超越 层面,但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人是天之所生,又是德性的存在,人以完成其德性实现与天 德合一的境界,可说是一种自我超越,但决不是离开现世人生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儒学中 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儒学有敬天思想,包涵着深刻的宗教精神,但不是神学宗教。 儒学是一种人文主义宗教。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研究的基本估价——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侧记

对现代新儒学如何估价,即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及其在现代和未来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这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2月13日至15日,“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与广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