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爱民情感与司法理念——以袁守定《图民录》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中国的“情”,不仅涉及到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涵盖了国家的政治活动领域,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这种“情本位”的文化类型,也与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思维模式相吻合,并对司法裁判的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清代官员袁守定编撰的《图民录》一书为例,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作者以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的榜样,阐明了“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书中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也都是围绕“爱民”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具有循吏特色的清代州县官员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行“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他心目中焦虑的问题.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     

清代山东古钱学家李佐贤

李佐贤 ,字仲敏 ,号竹朋 ,山东利津人 ,清代著名文物鉴藏家 ,古钱币学家。出生于历代官宦世家 ,其祖辈一直做州县一类的官员 ,世为清白之吏。其父亲李文桂 ,字镜秋 ,号鲁村 ,曾官云南、广东等地 ,终官至广东德庆州知州。廉洁爱民 ,有政绩 ,与人交往无城府 ,推诚相见。虽宦游历年 ,但囊囊萧然 ,深得百姓爱戴。李氏训子严明 ,尝训子曰 :“既为读书人 ,就当以希圣希贤为任 ,甘自暴弃 ,皆无志之甚者也。” (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三·诰援奉直大夫广东德庆州知州 ,亚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镜秋府君行述》)佐贤自小得父辈言传身教 ,耳濡目…     

基于虚拟情境锚定法的基层政府信任现状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政府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及其评价的敏感性,传统一般化的政府信任的测量难以避免评价尺度偏差或社会期望偏差。研究对647名浙江省居民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并分析,运用虚拟情境锚定法校正偏差,从而探究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使用“虚拟情境锚定法”后,“信任”和“完全信任”的总比例为33.54%,较校正前降低了36.01%,即验证了评价尺度偏差与社会期望偏差的存在。（2）校正后的民众基层政府信任水平下降,但整体仍处于中等水平;（3）民众的基层政府信任水平受到年龄、月收入水平、政治面貌、教育程度不同程度的影响。     

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信仰与朝顶进香——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根据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大量清代及民国时期怀庆府地区修建祖师庙以及朝顶进香的碑刻,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指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大帝(当地称祖师爷)信众涉及各个阶层,包括官员、生员、贡生、普通民众等;信众遍布各个村落。在频繁的朝顶进香现象背后,河南修武是真武信仰的地方中心、明清以来盛行的朝顶进香的风俗和明清时期怀庆府经济的繁荣都是推动当地民众不远千里,虔诚登金顶进香的原因。     

国家大一统的古今对比:一个政府间关系视角

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需要政府间关系的和谐一致.在过去三十年中,随着地方政府利益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经历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然而,不论是地方政府占优的时期(1978-1993年),还是中央政府占优的时期(1994年以来),地方民众的利益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本文在回顾了双方利益纷争的过程后指出,构建合理的政府间利益关系,应当借鉴汉代政府官员任命制度中的"声誉机制",将能否维护地方民众的利益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内容,从而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利益的和谐统一.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论日常生活中的承诺

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日常生活样态并因而会有不同的承诺.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承诺的理解主要包括“慎诺”、“守诺”与“守义”三个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承诺无论是从对象、内容及兑现方式都与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同,容易陷入承诺的道德困境；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承诺价值观的基础上,完善以“脱域机制”为主的社会信任机制,对于信赖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禁教时期天主教传播方式的本土化

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与其传播过程相始终,但清代禁教时期,在与西方传教会之间的联系纽带出现断裂的同时,中国天主教群体也获得了自主发展的空间,使得天主教本土化的特征更为突出:中国天主教徒自立堂口,建立基层教会组织进行自立性传教;宗教活动设施乡土化特征明显;宗教仪式充满神秘性;习教仪式民俗化色彩浓厚;传教士通过“造神”来维持信徒的崇拜;主动介入民众生活,关注民众现实需求,等等.     

SARS危机中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探讨信任和社会心理支持两个主要因素的效应,分析“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在SARS危机中的表征。结果发现,SARS期间民众通过大众渠道、专门渠道和人际渠道获得信息,并以风险信息的“焦点渐进知觉模式”知觉信息;民众对政府和专家具备基本的信任;我国民众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可区分为情感型和权威型,两种类型对个体有不同的意义。通过整合上述特征,可形成有效的“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     

“三教合一”传统下的民间儒教——基于云南汉地一个经忏组织的考察

“敦伦堂”作为云南汉地的一个民间宗教组织,从其宗教仪轨来看更像民间佛教和民间道教,但它以“儒教”的名义面对大众,一方面表明云南汉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本来就具有“三教合一”的传统,另一方面反映出“正信”的佛教、道教的“信仰供给短缺”.它被当地民众认同的程度表明,民间儒教作为与释道两教并立的“三教”之一,也可为百姓提供与佛教、道教相近的宗教服务,并且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功能.     

2～5岁儿童在不同情境中对"大"与"小"的理解

选取2~5岁汉语儿童,考察其在不同情境和不同转换程度下,对形容词“大”和“小”的理解。结果显示:(1)情境类型、转换程度和年龄分别对儿童理解“大”与“小”有显著影响,但三者交互作用不明显。(2)就情境类型而言,儿童在感知情境中理解“大”与“小”较为容易;就转换程度而言,儿童在不同情境的转换条件下理解“大”与“小”最为困难;儿童对“大”和“小”理解随年龄增长而上升。总体来说,情境特点对2~5岁儿童理解“大”与“小”有重要影响,对早期教育有启示。     

科学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众对佛道耶之信任:以长三角数据为例

面对着宗教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民众对之态度如何?基于已有研究的缺失,本文从信任的视角来展示佛道耶等诸教当前的社会形象。同时,考虑到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宗教形象判断的两大因素: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我们基于长三角调查数据,以民众对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任为因变量,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自变量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众的信任次序从高到低为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科学主义态度对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任有抑制作用,但对民众之于佛教的信任无显著影响;文化民族主义对佛教无实质影响,对道教信任有促进作用,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则表现出抑制效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宗教的"多样但有限多元"之社会处境。     

唐宋宗教财产性案件的司法处置

唐宋时期,中国化佛教允许寺院积蓄财产,寺院经济规模庞大,宗教财产形态众多,来源广泛。寺院商业化、僧团管理失效、"不立文字"的禅宗兴起与戒律的宽松化使僧人与俗世越发接近,大量财产纠纷由此产生,财产性犯罪也随之出现。由唐入宋,寺院自治权被削弱,官府逐步获得财产性纠纷管辖权。官府对宗教财产性案件的司法处置,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严格依法裁判与情理法综合考量两种司法风格的并立。南宋名公们的司法论证既有情感铺陈,又有道德批判,更兼阐明法意,充分体现了国法与情理相为表里,共同服务于息讼的司法目标。特殊性体现在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官员,思想上有排佛倾向,反感空门广积余财,又出于地方施政的考虑,敢于通过越法裁判没收其财产以补充官府财用。中央政府和民众对此持宽容态度,甚至鼓励这种越法。     

诸子百家与儒道佛三教的社会文化功能

1.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佛三教,然而儒、道、佛三教这种格局,又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统一中国后,天子衰微、诸侯力政的局面改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于此相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亦出现百家归一统之势.首先是自商鞅变法以来“为秦开帝业”的法家学说当令,“言无二贵,法不两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实践法家的文化专制思想,焚《诗》、《书》,明法令,将统一的秦政和“言无二贵”的法家学说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贴现率与“虚构实体”纸币的集体信任:中意英美4国跨国研究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测量了中意英美4国民众对“混合得失”双结果跨期选择的偏好,从中推算出5种全球主要纸币及黄金的贴现率变化趋势,发现:(1)在中国民众眼中,各货币中人民币的贴现率最小;而在意英美国民眼中则没有差异;(2)中国人仍对硬通货“黄金”保持信任(即人民币与黄金挂钩);而意英美国民却没有(即美元等与黄金脱钩)。我们的发现或可作为衡量疫情危机中民众对各纸币信心指数与集体信任的行为标志物。     

负面事件后政府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研究:一个准实验研究

本文将公共危机事件划分为三种类型:丑闻、公共服务缺陷和意外事故,并运用实验的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危机事件对政府信任不同维度的影响关系和泛化机制。结果发现:(1)丑闻、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政府信任的能力维度和诚信维度都会受损;但丑闻对诚信的负面影响更大,公共服务缺陷对能力信任的负面影响更大;(2)丑闻和公共服务缺陷事件发生后,会造成官员角色信任受损;(3)对官员的初始信任越高或官员相似性越高,丑闻事件发生后的官员角色信任受损越大;(4)丑闻事件后,政府组织相似性越高,政府信任的诚信维度受损越大;(5)官员角色信任会向政府诚信泛化,官员角色信任受损会伤害到政府诚信;(6)官员信任受损在丑闻与官员相似性交互项、丑闻与官员初始信任交互项对政府诚信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促进公共危机、公共信任领域研究的发展,并对政府实践予以一定启示。     

法家的法律统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

先秦法家推崇以法律统一思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主张。法家坚持“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和“人性好利”的人性论,同时主张“道～君”同体说,有其先进性和片面性,其强调“以法为教”,忽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倡“以吏为师”,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给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必须以德育为本,德法并治。     

从朱王"新"、"亲"之辨看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朱熹和王阳明就"大学之道在亲民"的"亲"字进行了各自的阐释.朱熹强调的是对民众的教化,"亲"应作"新";而王阳明强调不仅要对民众进行"教",更要对民众的生计给予关怀.注重从物质上对民众进行"养","亲"不能只解释为"新".王阳明从良知出发,认为明德、亲民是体与用的关系,政不亲民则明德不明.因此,王阳明在治世中表现出了重教、贵生、富民的爱民情怀.但是由于王阳明的政治立场的限制,他的"亲民"思想并不彻底,不可能在为政活动中一以贯之地践行.     

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特点与价值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具有：监察官位卑权重;奉行监察权法定原则;监察官犯罪加重处罚;互监互纠;监察回避;垂直领导;监察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注重对监察官员的任用考核;“代天子巡狩”,即代表皇帝巡察地方、监督官员,等等特点。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中的部分内容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它不仅对我们完善监察制度有借鉴价值,而且对我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有借鉴意义。今天,在我国腐败形势异常严峻、国家长治久安遭遇重大挑战的情况下,重温中国古代监察史,吸收其经验教训,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