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尤研究中心与美国科促会公布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公众虽爱科学,但对于争议性问题仍与科学家们意见相左

本文是《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ier)2009年11～12月期的特别报告(Pew/AAAS Poll:Public Likes Science but Still Disagrees with Scientists on Controversial Issues)。该刊主编、美国科促会理事肯德里克·弗雷泽(Kendrick Frizer),分析了皮尤研究中心与美国科促会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涉及到公众对科学作用的态度、对科学知识掌握的情况、对科学与社会相关问题如进化与气候变暖的看法,以及影响这些看法的宗教、党派等社会因素。     

《科学理念宣言》中的反科学陈述

2007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向社会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宣言基本上正确陈述了科学的理念,对于公众了解科学理念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宣言中有部分陈述宣扬了反科学的主张,对于公众理解科学造成了负面影     

批评“反伪”目的何在？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5日刊登署名李侠的文章《公众为何厌倦了科学与伪科学之争》。文章说,近几年来,国内舆论的一个热点是科学与伪科学之争。然而今天,广大公众对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厌倦了。原因是:其一,公众对这场争论已经产生了理解疲劳,无法准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其二,旷日持久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日益远离对公     

现代心理学的社会构造主义者运动

社会构造主义不把关于世界的论述看成是世界的一种反射或一幅地图,而是看作公共交换的一种人工制品。不仅对心理知识的方向,而且对心理构造特征的方向,构造主义对传统理解提出了重大挑战。尽管构造主义者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思想学派的长期论争,但构造主义试图超越信赖这二种传统的二元论,把知识置于社会交换过程之中。构造主义对心理学所作的解释仍值得怀疑,但一种充分发展了的构造主义能够完善一种理解科学过程的手段,并引起评价心理学探索的选择性准则的发展。     

数字媒体在城市形象传播中的初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随着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在飞速发展,城市发展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单纯追求GDP,而是把更多目光投向了扩大城市影响力,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而有效的城市形象传播可以大大提升城市影响力,增强公众的认知度。因此将着重以网络、手机、移动媒体等新兴数字媒体媒介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城市形象传播的新途径,探索出城市形象传播的新策略。     

论科学文化建设对宗教去极端化的作用

科学文化实践对宗教去极端化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本文对我国教育、公众理解科学等领域的科学文化建设进行分析,指出发展科学教育、传播科学文化,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是宗教去极端化的重要途径。     

正确认识同性恋——《中国医学伦理学辞典》条目选载之四

同性恋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同性恋不是犯罪、精神病的观点,也不再把它看作是道德问题。而我国对同性恋看法的转变还刚刚开始。     

科学凭什么被使用？——科学文化基本问题辨析（中）

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可以解释一切。后者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不等于不要去尽量解决。计划经济不是错在要解决供需矛盾．而是错在要用长官意志解决．抛弃它不是要少用科技来解决经济问题．而是要尽量多用。公众不会担心人类发现的科学规律越来越多．更不会发现的科学规律越多越不信任这些规律或它们的发现者。普及科学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让人们掌握多少科学知识．而在于让每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更理智!原子弹不是核物理研究的负面效应。后者不需要为此做任何调整。其他科学研究也无法由此反省出任何预防措施。解决滥用科技问题离不开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在“技术”前面冠以“科学”是必然趋势。     

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突发风险事件所导致的恐慌,其危害程度可能远远大于风险事件本身。当灾害突然降临的时候,公众能够启动理性的程度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基础。文章提出了公众理性的概念,并界定和探讨了公众理性的构成以及公众理性的干扰因素;同时,通过SARS事件,着重分析了风险沟通的性质、特点,以及风险沟通对公众理性干预的可能途径和条件;目的是为总结SARS风险危机和建立应对突发风险事件的心理系统提供理论依据,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在风险沟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认识·图式·客观性

这里发表的三篇论文,所论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学科背景也不尽相同,但都涉及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把它们编在一起,并由此为契机开设“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这个专栏,主要是考虑到:从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趋势看,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出现的共同性问题,往往正是哲学寻求新的突破的关节点。象理解和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当代不少哲学流派和各有关科学部门已经在研究或正在探讨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涉及到哲学自身发展的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怎样理解文化传统在认识和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如何科学地评价解释学、文艺上的“接受理论”等学说的方法论意义,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问题以避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论等等的歧途,以及关于语言、符号的哲学问题(如符号、意义和对象三者关系)等等。实际上,不同哲学流派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都或明或暗地有自己的哲学立场和前提。密切联系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趋向、新特点,科学地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本刊欢迎大家充分利用这个专栏展开深入的探讨。     

第6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

2016年9月24—2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科学与社会》编辑部、《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办,主题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创新”。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科学社会学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科学的社会研究”“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和“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等专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疫苗安全恐慌的心理成因与应对策略

疫苗安全恐慌是由负面报道或阴谋论引发的公众对接种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怀疑，其后果是导致大面积的接种率或接种意愿短期骤降，它可从信息内容、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和群体层面的风险氛围三方面进行解释。公共卫生工作者可通过重建公众对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风险感知等策略来预防和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网络平台也可通过信息治理以遏制错误信息的流行，但仍需发展系统的理论以理解疫苗安全恐慌的形成机制并促进公众对正面疫苗信息的积极分享。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笔谈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对当代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人与科技的矛盾应当如何协调？开放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源是什么？科学精神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处于什么地位？科学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何作用？以及是否存在科学的极限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下面发表的这组笔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科技与风险:正常与例外的交叉与重叠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正进入高风险的社会时代,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应当如何规避和降低科技带来的风险呢?笔者认为,应打破科学技术的垄断让更多的科技专家和公众参与决策,加强科学技术应用的独立性,把科学技术和社会中的强大政治和经济集团分割开来,不让科学技术和道德在政治舞台上交叉地纠葛在一起,这是风险时代科学技术走出困境的理想之路。     

公众风险认知调查

1　引言人们的社会生活会受到广泛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有时甚至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 ,某些因素对社会及人们的生活可以产生巨大的不良后果。事实上 ,公众的风险认知状况是社会状况的晴雨表 ,它可以相当确切地反映出整个社会发展、变化对人们心理状况造成的影响以及人们的反应。因此 ,公众风险认知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指标。一些社会变化 ,比如下岗 ,成为人们关注的敏感性问题 ;随之而来的其它社会性风险问题也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 ,从而成为整个社会性的问题。本研究采用风险认知的研究方法 ,了解人们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变化的形…     

城市中社会风险的由来及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城市中公众大规模地抵制高科技运用。公众对于风险的反应成为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科技哲学等领域开展风险研究重要推动力。文章回顾城市中社会风险的由来,并对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对风险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主张进行考察,以期为中国社会中城市的风险研究提供借鉴。     

从唯物史观看科学和技术──关于探讨科学和技术问题的方法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要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有诸多新的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例如,如何使我们的体制改革有利于吸收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科技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普及的机制是怎样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对工业、特别是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需要解决哪些复杂问题？面对诸如此类的紧迫问题,要求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动力、规律和机制等等有更深刻的理解。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正可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合理…     

科学与全球伦理

在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我们需要探讨现代科学的三个方面：（1）科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科学自然主义”。（2）科学以客观的探索方法为基础，这就是“方法论自然主义”。（3）科技需要在社会的伦理问题中得以运用，这被称为“伦理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寻求解释现象的自然原因，通过最佳的科学佐证方法提出假设和理论。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检验和批判对超常主张和对超自然主义的神秘诉求的原因所在。把科学应用到伦理学在今天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需要向大众传达对科学世界观的理解、对批判性思维的坚持、以及现今对全球伦理学的呼吁。全球伦理学试图发展一套全球适用的、全人类共享的伦理价值。它对地球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全人类要承担的义务具有特别的意义。     

高科技中的科学伦理问题

一、概念说明“科学伦理”在目前尚是一个内涵外延都不清晰、容易引起误会且有争议的概念。人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理解为是专门针对科学家及技术专家而提出的道德要求,从而探讨了科学家作为个人应当担负的道德责任(参见李文潮、王国豫),也可以将其解释为“是把通常的道德标准应用于科学中某些出现了问题的理论与领域,特别是科学中的应用范围、科学与社会的联系、科学的组织与机构等等”(Lenk,1991,S.16;1992,S.7-13、53-75);最近的一期德国《哲学信息》(Information Philoso-phie,2005年第2期)报道,德国高校界有影响的科学活动家密特斯特拉斯…     

论以人为本的语境和功能边界——基于道德价值维度的反思

一个有效的理论必有其有限的边界,把握以人为本的边界限度是科学地应用之的前提.以人为本理解泛化进而使用的滥化现象应当引起警惕.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目的性和人民利益的至上性,是对权本论、物本论和神本论等的否定.应当避免用以人为本取代具体的法律和规则,模糊道德责任的具体分工和特定担承,以感情取代理性,这是科学贯彻以人为本精神时必须把握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