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与信任:清代地方官员司法权威的构建——以刘衡所著“官箴书”的吏治思想为例

清代大量出现的“官箴书”,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实操性与实践意义;同时又是官员治理理想的诉求与表达,可以作为吏治思想或观念表达的资料加以运用.清代著名循吏刘衡在其编撰的“官箴书”中,表达了州县牧令的焦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牧令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吏役阶层,但又无法信任这些辅助人员;另一方面,吏役的各种恶行,导致了民众对吏役的不信任,进而对官员的不信任.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并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论语》:一种可能的情感解读

在面对三代经礼文化日益衰颓的社会情势时,孔子开始向人之内在情感领域发掘道德实践的理据。这种发掘,一方面使他实现了对传统礼乐的改造,一方面则凿通了经由内在真实情感的抉发而走向儒家性情论伦理思想的义理道路。这种人本主义的情感关怀和情感诉求,渗透于孔子诠释道德要目与道德行为、论《诗》、论乐的诸多言论之中。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语》是一部未言“情”字(“情感”义)而又处处关“情”的著作。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民本君主”的政治文化。民本主义与君主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质上是完全统一的。这种“民本君主”的政治文化,体现为“尊主安国”、“惠民安国”和“尊君爱民”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决定了以安定、统一、秩序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想,以忠孝为核心的政治规范,以“天下之利”为主体的政治评价标准;衍生出严重弱化的政治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反抗意识,强烈的服从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极大的政治容忍性和高度的政治认同感。     

清代山东古钱学家李佐贤

李佐贤 ,字仲敏 ,号竹朋 ,山东利津人 ,清代著名文物鉴藏家 ,古钱币学家。出生于历代官宦世家 ,其祖辈一直做州县一类的官员 ,世为清白之吏。其父亲李文桂 ,字镜秋 ,号鲁村 ,曾官云南、广东等地 ,终官至广东德庆州知州。廉洁爱民 ,有政绩 ,与人交往无城府 ,推诚相见。虽宦游历年 ,但囊囊萧然 ,深得百姓爱戴。李氏训子严明 ,尝训子曰 :“既为读书人 ,就当以希圣希贤为任 ,甘自暴弃 ,皆无志之甚者也。” (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三·诰援奉直大夫广东德庆州知州 ,亚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镜秋府君行述》)佐贤自小得父辈言传身教 ,耳濡目…     

从《群书治要》治道思想论儒家圣贤政治体系

《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集成,其中贯穿着中国传统的"治道"思想,体现了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规律.本文在研究中国传统"治道"双重含义的基础上,将儒家政治的特征概括为圣贤政治,并提出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是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结构性转型——评《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

如何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充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治理经验,在中华民族政治伦理传统与现代西方政治伦理文化的有机互动中,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伦理范式,实现中国政治伦理的结构性转型,需要学者深入古今中外政治伦理思想的纵深之处,剥茧抽丝,作出深刻的学理探究和鲜活的现实解读.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靳凤林教授新作《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一书,在解析和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彰显出以下特点.     

《周易》符号的情感性特质——以苏珊·朗格的符号理论为视角

《周易》符号是具有情感性特质的哲学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系统阐述了符号的情感性问题,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概括《周易》符号的情感性特质具有启发和参照意义。《周易》符号作为一种表象性符号,实现了物象与情意的统一,协调了象、物、意的三元关系。《周易》符号具有情感—生命—符号的有机结构,蕴含着由自然情感升华而来的,融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于一体的“人类情感”。《周易》符号的艺术性与情感性相关,其启迪了中国古代的情哲学传统和抒情的艺术传统,影响了中国艺术精神“象外”和重“意”的追求。相较朗格的情感符号,《周易》符号的象、物、意三元结构克服了索绪尔符号构造的局限,从宇宙哲学的高度观照生命和情感,涵盖了“天地万物之情”,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方东美的美学致思和情感世界

作为美学家的方东美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的思想给一些急于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人以“一种逡巡于历史现实之外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方东美学思历程中自始至终对“美”倾注着热情,“美”的灵魂统帅着他的思想体系.他比较东西哲学与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阐释与弘扬,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各自生命情调与美感的探幽显微和对理想境界的精心构筑上.他用真挚的情感把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熔为一体.本文拟通过对方东美的美学致思与情感世界的粗略疏理,以期对他的思想与人格有一更加完整和丰满的认识,而他对“情”的推崇,也给我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乾隆时期的皇家造园艺术

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最后繁荣时期.此时的皇家园林,成为我国园林发展史上的高峰,它们全面体现了传统皇家园林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结晶.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忠恕”与“通情”——两种人际认知方式的过程与特征

“忠恕”是中国文化中的概念,“通情”则多见于西方心理学。“忠恕”实质为“推己及人”,“通情”实际上是“推人及人”。“忠恕”过程是意义认知过程,“通情”则为情感体验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同时运用它们才能达到准确、恰当的人际认知和互动。     

新古典社会学中的“阿尔吉之谜”: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

这篇文章试图追溯我们已知的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尤其是政治背景、家族纽带以及文化资本在富豪形塑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胡润”和“福布斯”这两份中国大陆富豪榜的重建,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关于榜单富豪的数据库.作者发现,并没有证据支持“强政治资本主义理论”,亦即政治官员直接转变成为大规模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大多数从“体制内”下海的,都是中低级官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得到了部分地支持,1949年之前的商人家庭背景或者海外纽带在一些富豪那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超过一半的富豪还是出身在城乡中等和低层家庭.此外,大学教育尽管在理工类的创业部门中作用显著,但大学文凭还扮演着进入公立部门入场券的角色.     

仁智并显与旁通时行——试论焦循《孟子正义》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

《孟子正义》是清代学者焦循探讨人性论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书中,焦循根据人可以教以仁义的事实,论证人性本善。人性由本于血气形能的欲、情、知共同构成,三者发用中出现的弊端只能依靠知的向学工夫来补救。仁的彰显扩充依靠知的活动,运用知追求“合宜”的生活乃是人道的基础。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人道经历了不断的通变,圣贤所标举的执中时行、注重日用常行和为民造命等原则代表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方向,对后世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简谈民族文化与伦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而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因为,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来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原生文化”,它与“次生文化”不同,完全是由特定的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形成的文化,换言之,是从血缘氏族内部直接产生的文化。这种血缘氏族关系纽带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从没有被割断过。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来看,中国文化不但起源于血缘关系,而且在其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也遵循了血缘关系这一基本线索。如传统政治是血缘氏族关系背景下的宗法政治,传统经济是血缘氏族关系下的家庭经济或自然经济,而传统伦     

政治哲学研讨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出版座谈会召开

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政治哲学”课题组、北京市哲学学会中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政治哲学研讨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出版座谈会”于 2 0 0 1年 1 0月 2 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召开 ,2 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是周桂钿教授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2 0 0 1年 7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对此书的讨论中 ,张立文教授、钱逊教授等认为 ,虽然有关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书中多有提到传统政治哲学 ,但都不够系统 ,本书…     

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

构建和谐社会,要有“和”的内涵。实现民族复兴,要有“文明依托”。一、关于“文明依托”纵览世界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必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盛唐以儒释道文化、文明为依托。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中往往有一个全民的宗教(基督教)作为其联络民众情感精神的核心。因此,康有为曾主张,中国要…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