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方面的若干问题

翻译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艺术。我们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自东汉佛教传入我国后，经典的翻译亦随之而兴，渐渐走向了成熟。我们的先贤，如古代的翻译家鸠摩罗什、不空三藏、法显法师、直类法师、近代的法尊法师等，都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们对佛经的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藏传佛教的佛经翻译工作是何时而始的呢？这应该追溯到吐着王朝时期，也就是中原之唐朝阶段。藏文很多文献中记载：吐善第二十八王拉妥妥年赞（一说此王为二十七代王）时雍布拉岗宫殿上层屋顶上从空中降下《宝庭经》等。因此，后世学者持此据…     

国内新发现的明代万历版《甘珠尔》及其学术价值初探

<正>一、万历版《甘珠尔》的版本概述据载，藏译古印度佛教经论大约从7世纪中叶开始，历时一千多年，从吐蕃王朝的第33代国王松赞干布(604-650)在位期间开始。北传《大藏经》一般以写本和刊印两种形式传播。从出土的单刻经卷和佛画残片来看，刊印藏文文献至少从西夏时期已经开始，据记载藏文刊印《大藏经》从元朝开始，也发现了一些具有明确记载的单刻藏文刊印文献和插图，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遗存下来的刊印藏文《大藏经》实物。     

管·法成对汉藏佛经翻译的重大贡献

管·法成是汉藏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吐蕃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大师、佛学教育家。他为传播文化、宣扬佛教、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及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     

吐蕃时代佛经翻译考辨

本文依据大量的藏汉史料,详细考证了吐蕃时代从松赞干布到热巴坚西藏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松赞干布之世虽有佛经译出,但并未流传于世的原因.至于赤德祖赞时期,藏文史料虽记载有汉文佛经的译出,但这实际上是将后世的史实前提了.赤松德赞时期和热巴坚时代是吐蕃译经的高峰,文中不仅叙述其基础概况,而且对参与译经的异域人士如克什米尔的阿年达、突厥人吾比夏等进行了介绍,对热巴坚时代的厘定译语也进行了重点叙述.     

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

必兰纳识理是元代畏兀儿佛教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通晓畏兀儿、蒙古、汉语、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用蒙古语翻译了七部佛经，对元朝佛教文化的承传与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入仕三十多年，历经元朝中期的六位皇帝，被元廷尊为“三藏国师”，在佛教界声名显赫，对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及佛经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结构的当代转型

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经济来源一定要做到合法合规,收入的使用要与其宗教宗旨相符,不能影响自身的研习修行,不能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一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来源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大致而言,有以下几种形式。(一)赞普全额承担。佛教自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传入藏区。此后,经历了佛苯之争,历代赞普都扶持佛教,从组织人员翻译佛经和     

道安之佛经翻译及翻译思想考述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虽不通梵语,但他整理考校旧译佛经,主持并参与佛经翻译,对佛教中国化功不可没。他从亲身实践中总结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也为后世佛经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佛经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考察道安对佛经翻译事业的贡献及其翻译思想。     

简论《圣经》“四人小组”译本

《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版本源流考

蒙古族佛教版画的图像研究目前在国内研究还很薄弱。蒙古文《甘珠尔》的插图版画作为清代蒙古族佛经版画最主要的一部分,一直为国内蒙古学界、宗教学界以及版画研究界所忽略。作者近几年主要从事蒙古族佛教版画尤其是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的研究,对国内现存的北京朱砂版蒙古文《甘珠尔》的各个版本进行调查研究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本文直接确定了所有蒙古文《甘珠尔》的绘制佛像插图形式、内容和风格,认为蒙古文《甘珠尔》插图形式和装饰风格也深刻影响了清代蒙古、满、藏文佛经插图和装饰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几大佛像集和《造像度量经》。本文主要介绍蒙古文《甘珠尔》及其插图概况、它的版印插图的发现的过程。分析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图像渊源以及插图版画的艺术风格对清代造像艺术的极大影响。     

《三慧经》的抄撰与成书年代考

《三慧经》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被18种大藏经及多种经录所收录。《三慧经》最早收录于道安所编经录《凉土异经》中,到唐代时,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将其附在北凉录,此后元明大藏经皆沿袭之。笔者通过文献资料的比对发现,《三慧经》并非翻译佛经,而是抄录、改撰众经而成,并且成书年代大致在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至前秦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之间。     

读萨迦两祖名称幢和八思巴的两篇《西藏王统记》

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和唐朝帝室因和亲而建立甥舅关系,交往频繁,又凶佛教先后自汉、印两地传入而形成文化上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史料极为丰富。近代发现的敦煌汉藏文史料又补充了汉藏关系史的不少内容。但是吐蕃王朝各代赞普的在位年代问题,因为汉藏记载的歧异,以及西藏佛教后宏期各家史书说法的不统一,虽从敦煌史料以及一些碑铭的研究中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仍存在不少疑点。有关的中外学者的专题论文和专著数量虽多,也难说已达到最后定案。近来蒲文成先生在《西藏研究》上发表长文《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生卒年考》(分三期刊完,83年[4]及84年[2,3])。可以说是一篇总结性的论文,其中一部分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定论。不过其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多年来中     

季羡林的平静

季老的学问博大精深。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竟从梵文的“糖”字考证中如抽丝剥茧般写出一本80万字的《糖史》。     

关于佛教初传吐蕃传说的一个新版本——兼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

长期以来，多有藏文史料记载在吐著王朝松赞干布前五代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佛教“自天而降”初传入吐蕃的神话传说。古龟兹洞窟藏文壁文却记载了一个新的说法，认为在吐蕃开国之君聂赤赞普时代，佛教己初传吐蕃。这个新的版本的背后，隐藏着关于西藏早期佛教史的若干史实，折射出西藏高原早期土著宗教本教“天神降临”神话对吐蕃佛教的深刻影响，为藏传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及其对西域佛教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新的历史证据。     

近年发现的《布顿佛教史》蒙文译本评介

在浩瀚的藏文典籍中,有两部分内容占据着重要位置:一类是以大型丛书《甘珠尔》、《丹珠尔》为主的从梵文和汉文翻译编纂而成的佛教典籍;另一类是藏族学者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各种佛教典籍,它们共同构成了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遗产。而这一文化宝库中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也在清康熙和乾隆年间分别翻译为蒙文,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对蒙古族信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于出自藏族学者手笔的佛教论著,历史上被翻译成蒙文的也有不少。这些译著内容丰富,除了佛教文化外,还涉及自然科学、…     

从梵汉对勘看《金刚经》菩提流支重译本的异化特征

《金刚经》现存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笈多、玄奘和真谛等六种汉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是《金刚经》的第一个重译本。因为有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位译经巨匠的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被看作是与鸠摩罗什差异不大而无新意的译作。但通过梵汉对勘与同经异译的比较可知,鸠摩罗什译本表现出明显的归化翻译特征,菩提流支的译本则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异化翻译特征,在翻译上尊重佛经原典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保存了印度文化的特征,务求译出与佛教教义及礼俗相关的内容。菩提流支译本已经对鸠摩罗什的归化翻译方法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得到了玄奘的认可与承继。     

佛言祖语

佛言祖语论去取吾佛经尽出自西域，皆从翻译。然经之来始于汉，至西晋方大盛。晋之译师，独称罗什为最。而什之徒，生、肇、融、睿四公，僧之麟凤也，而什得执役。然什于肇亦曰：余解不谢子，文当相揖耳。盖肇尤善《老》、《庄》焉。然佛经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则语多不...     

漫话——佛经的语体翻译

我国的译经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自初世纪佛经开始翻译以来,其时间之长和译作之多,是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据统计,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1690多部,6420余卷。前后有译经大师一百三十多位。古德翻译佛经     

弗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西方语言文化的影响之对比分析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东汉至宋代，历经一千二百多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作为外来文化，大量佛教经典通过翻译传人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也是西方语言文化的源泉，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圣经》不仅确立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促成了西方国家生活习俗的形成，而且对于其得以传播的载体——语言，尤其是英语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旨在运用对比、举例和叙述的方法分析比较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与《圣经》翻译对欧洲语言文化的影响的异同，从而增加读者对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的知识，消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障碍，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语语言进行跨文化交流。     

略论笨教的产生及演变

笨教是西藏社会最早出现的一种宗教。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因而人们很难确切地了解其产生与演变的历史,即使在一些藏文史籍中有所反映,也仅是一些零星的材料,而且较为混乱。如,关于笨教的起源,有的书上说是由吐蕃第一代赞普——聂尺赞普时策米兴吉母杰所创;而有的书上又说笨教应产生于吐蕃第八代赞普——直贡赞普之时的兴饶。但我认为,作为西藏原始宗教的笨教,从它最初所崇拜的宗教观念来看,决非产生于吐蕃赞普出现     

《药师经》梵、藏、汉对勘研究

本文通过梵、藏、汉多文本对勘的方法考察《药师经》,提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汉译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在译文中加入印度原典中不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承袭自前人译本,有的是玄奘依据上下文所撰;其二是汉译是参考多个梵文写本后综合其义做出取舍的结果;其三则是汉译为了使内容更适合本地读者的需求,表述上更符合中国习俗,会对一些词语的翻译做出处理,使其更为"中国化"。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对勘研究和汉译佛经研究方面的两点思考,即参考多个写本的必要和对玄奘译经的多角度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