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志禅师交游考——以《高僧传》为中心

<正>高僧保志,又名宝志,在南梁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有梁京师释保志传,唐道宣《续高僧传》中也有数言^[1],宋惠洪撰《石门文字禅·钟山道林真觉大师传》中云：“(南朝梁)敕谥广济大师……(唐代)谥曰妙觉……(宋)太宗皇帝……赐号道林真觉大师。”^[2]保志不仅被历代皇帝追赠谥号,关于他神力的记载也愈加玄妙。梁《高僧传》中,保志被归入“神异”高僧,     

宋代曹洞宗崇俭寡欲、简朴节制的宗风典范

<正>贾晋华将“偈颂”视为唐五代曹洞宗风的主要特色。有些偈颂为劝告出家修行、断绝俗情;有些则阐发禅理,强调体悟自心。^[1]徐文明则把敲唱为用、有偏有正、有明有暗、绵密和崇尚回互总结为曹洞宗风。^[2]这些都是从思想层面对唐五代曹洞宗进行的梳理。尽管洞山将云岩昙晟所传《宝镜三昧》《五位君臣偈》《五位君臣显诀》《三种渗漏》等传授给曹山的故事是到宋代才开始出现,并且曹洞门庭被总结为偏正五位、     

紫柏真可佚文《自赞》一则考

<正>紫柏真可(1543-1603)一生很少专事著述，除《长松茹退》与书信之外，余者皆为门人记录，在其身后汇集为“全集”与“别集”入藏。^[1]这种成书形式难免会有散佚。憨山德清曾说，紫柏大师接众多作随机之谈，“称性冲口，曾无刻意为文也，一唾便休，弟子辈笔而藏之者什一”^[2]。限于当时条件，幸获“笔而藏之”的这一部分文字，也有相当比例未能收录。     

藏传佛教羌姆袍“出摆”及其民族融合性考察

<正>“羌姆”由藏文音译而来,是对藏传佛教寺院仪式表演的一种口语称呼,汉译为“蹦跳”“足蹈”。羌姆一词无明确的藏文释义,泛释“跳舞”。^[1]有学者释羌姆为“消灭”。^[2]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沿用,羌姆已成为藏传佛教乐舞的专用名词。^[3]将“足蹈”“消灭”等释义结合起来看,这种仪式表演显然具有一定的原始巫术色彩。羌姆表演中,舞者除佩戴骨骸鬼卒等首具外,还会穿着华丽鲜艳的大袖长袍,尤其是在表演主尊和护法神时,则会穿着羌姆袍,又叫跳神袍,藏语为“朴嘎”。     

五世纪初期河西走廊大乘禅法探源

<正>一、引言根据相关文献、史料、石窟题名的记载,有诸位禅僧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到访过河西走廊。例如《高僧传》记载到:“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1]且炳灵寺169窟第6龛(420年前后)中,也有比丘道融与昙摩毗的造像与题名。^[2]此外《高僧传》中,也记载了禅僧玄高在西秦(409-431)隐居在麦积山,     

《瑜伽师地论》中的“五见”探微

<正>《瑜伽师地论》将烦恼分为“见性”与“非见性”两类,见性烦恼与错谬的见解有关,共有五种,即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见取、戒禁取。《瑜伽师地论》并没有给出“一切恶见分为五类”的经教出处或整合逻辑,似乎这只是理所当然的佛教常识,但若对照其他部派的论典,如南传上座部的《法集论》《分别论》,法藏部等的《舍利弗阿毗昙论》^[1],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五见”的说法。将一切见分为五类,似乎只是说一切有部、瑜伽行派等部分宗派的主张,并非佛教界的共识。^[2]     

上海松江延庆寺考

<正>松江延庆寺位于松江府华亭县(治所在今上海松江)^[1],是著名的天台宗寺院,名列“教院五山十刹”^[2]之一。截止目前,学界关于该寺的研究并不深入,甚至存在不少讹误。这些讹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位置有误。如王仲尧将松江延庆寺所在地标为“明州鄞县”,现地名     

四川夹江牛仙寺新见“药师变”龛像考释

<正>一、龛像概况与年代目前学界所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的“药师变”^[1]实物资料多见于川东的资中、安岳、以及川北的巴中,川西的眉山、乐山夹江等地;并认为夹江境内可见的“药师变”仅千佛崖150号龛,时代为中晚唐时期。2022年5月,笔者对夹江牛仙寺摩崖造像进行调查时新发现1龛“药师变”,即牛仙寺第83号龛(以下简称牛83龛)。该龛与《药师经》^[2]经文相对应,内容较为独特,是研究川渝地区唐宋药师变龛像的重要材料。     

法藏P.4745V《观心论》写本残卷录校及研究

<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Pelliot chinois 4745(P.4745号写本)的敦煌写本残卷,正面为官府文书(以下称P.4745写本),背面抄录的是禅宗文献《观心论》(以下称P.4745V《观心论》)。^[1]学者通常将正面的P.4745写本认定为初唐法典(格式)的官写本,但究竟此写本为《格》为《式》,以及其年代(贞观或永徽),迄今尚无定论。^[2]为综合判断P.4745写本的性质及年代,笔者始注意到其背面所抄文献《观心论》。     

贯通、沟通与会通——读《禅宗东渐与中世日本的社会转型》

<正>有学者称1999年至2019年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硕果累累”的二十年,出现了成果井喷的盛大场面^[1],现在看来,这一趋势仍有增无减。然而,日本史诸多轸域研究的成熟度有较大差异,其中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一直最为冷门,中世佛教交流史亦不例外。之所以关注者寥寥,除了资料相对匮乏与现代人厚今薄古的观念^[2],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壁画中的“幢”

<正>一、前言经幢作为形制多样、宗教内涵丰富的佛教器物,其个体性差异非常大。造型简单的经幢像石柱,而繁复的经幢又与塔相似;体量小的经幢不足1米,而大的经幢又可高达数米。关于经幢的研究,叶昌炽曾在《语石》一书中对石经幢进行了初步研究,开启了经幢研究的先河;^[1]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及关野贞等人,都曾对我国现存经幢进行过实地考察;^[2]     

立约之爱——十二先知书解经之《何西阿书》

<正>《何西阿书》是十二先知书之首。十二先知书又称小先知书,“小”并不是说这十二卷书不重要,而是指其篇幅较短。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只有《阿摩司书》比《何西阿书》更早。¹而之所以把《何西阿书》放在十二先知书之首,主要是基于神学上的考虑而非时间上的考虑。²在先知书中,何西阿是第一个根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奈之约而强调立约之爱的先知。³他也是第一个用婚姻之爱来比喻上帝对以色列人之爱的先知,     

晚明巴蜀高僧庆忠铁壁慧机生平行实考述

<正>庆忠铁壁慧机禅师(1603-1668)^[1]，生于万历癸卯(1603)十月二十二日，于康熙戊申(1668)九月二十一日示寂，聚云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之法嗣，大慧十五世孙，俗姓罗，字“铁壁”，号“庆忠”，“凡所住处，皆名庆忠，取针芥之投在重庆府忠州，不忘万师水源之义”^[2]，顺庆府营山(今四川南充)人，“生于名阀，世膺三组(祖)之荣；     

化觉巷清真寺历史叙述的生成史

<正>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一座清真寺,⁽(1))但是关于它的始建年代,学界至今没有确论。关于该寺始建历史的主要依据为唐天宝元年(742)之《创建清真寺碑记》,但是陈垣、桑原骘藏等学者均已指出该碑系明人伪造之作;⁽(2))白寿彝据此说到：“因而,这座寺是甚么时候创建的,也就成问题了”;⁽(3))其后,杨志玖根据历史情境,断言化觉巷清真寺创建于元代。     

笔墨因缘 相知有素——赵朴初与黄胄的艺文交往

<正>赵朴初(1907-2000)^[1]与黄胄(1925-1997)^[2]的交游主要集中在书画方面。赵氏有着多重身份——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佛教居士,因其在诗词及佛学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以至于书名往往被掩。事实上,赵朴初在书坛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黄胄在内的很多书画家也都与其交往甚密。正如艺术家唐吟方所言：“当代诗词家中,赵朴初与画家关系最密切,他     

论禅宗四祖道信与菩萨戒

<正>禅宗四祖道信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后人常将其与五祖弘忍相提并论。道信一生以禅为本,以戒严身,著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菩萨戒法》,将禅法和菩萨戒法相结合,提倡禅戒合一,为后来禅宗形成独特的菩萨戒思想奠定了基础。道信重视戒律在禅修中的重要性,他对菩萨戒的态度应是受到天台宗祖师智顗的影响,也与当时帝王们推崇菩萨戒有关,为禅宗提出“无相戒”奠定了基础。     

早期禅宗戒律观的演进

达摩一系的早期禅师们都是持守戒律的,从道信开始,菩萨戒被禅宗所重视,禅戒合一成为禅宗教学的一个特色。神秀及其门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形成独特的菩萨戒思想。慧能无相戒保持了菩萨戒授受的形式,却赋予菩萨戒全新的内容,将所有戒法都纳入心法之中,从而淡化了戒条的约束作用和固有权威。纵观菩萨戒中国化的历程,无相戒的提出标志着菩萨戒中国化的基本完成,从此,中国有了完全独立的菩萨戒理论,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梁武帝变革佛教戒律新探

本文联系佛教戒律中国化的总体进程探讨梁武帝变革佛教戒律的方式、途径和作用。本文认为梁武帝在秉承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佛教基本信仰,适应僧尼生活的现实需要,借助政治力量,成功推行了僧尼素食的戒律变革,彻底打破了佛教基本戒律不可更改的陈旧观念,为协调佛教戒律与中华礼制的关系开辟了新路。梁武帝综合《地持经》《梵网经》等菩萨戒经典编纂菩萨戒法,重新定位了声闻戒和菩萨戒的关系,运用具有创新性质的菩萨戒来整合佛教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抬高菩萨戒的地位,进而抬高在家信众在佛教界的地位,为最终建立新的政教关系而努力。     

诚静怡思想初探——对今日基督教中国化的启发

<正>关于诚静怡的研究,学者刘家峰着手较早¹,他认为,重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中西新教合作建制” ²模式下的中国教会及其教会领袖的研究,对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十分重要³。查时杰评价,诚静怡是天生的教会领袖人物,并且认定中国教会应当走向自立与合一的道路,他不屈不挠地为这些理想奋斗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⁴。     

元代江南多民族士人交往的历史考察——以穆斯林进士伯笃鲁丁为个案

<正>伯笃鲁丁为元代至治元年辛酉科(1321)进士,在元代即有诗名。钱大昕所著《元进士考》载列其名,⁽(1))陈垣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对其生平有简单罗列,⁽(2))元史学者萧启庆、沈仁国等在钱大昕基础上作出进一步考证,⁽(3))翁乾麟则对其生平仕宦尤其是在广西任职期间的政绩及其诗文作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