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认知观——兼谈与中国传统中“见闻之知”“德性所知”的异同

正认知观也叫认识论。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比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知的来源或者认知观,属于哲学范畴,是与哲学的产生相联系的。对于知的来源,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定义。伊斯兰教义学的基本认知,就是通过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而推证造物主的存在与独一。正统教义学主张,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确定的,是可知的。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义学不同于许多学派,甚至有的宗教认为世界万物是虚有的,是不可知     

“所缘缘”的认识论意蕴略析

唯识学有一套独特的认识论，它是佛教终极目的———转识成智的实践方法论。为了确证内在思维的独立性，唯识学对人的认知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人有两套心理认知系统，一是内外相关的觉知关系，二是内在自缘觉知关系，唯识学的重心放在内在觉知关系系统上。为了...     

论欧阳德的良知观

欧阳德的思想,以独知说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其说脱化阳明学而出,倡言"良知即独知"。同时,通过与聂豹、罗钦顺的往复辩驳,突显了欧阳德的良知观既是伦理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之知,又是动静体用无二的知性之知。欧阳德的良知观对阳明学是忠实的继承,也是独有的创挥。     

对德性之知的再阐释——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是在默会知识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对儒家的德性之知传统所作的一种新阐释。体知是那种与认知相对、与实践结合、体现人格尊严的认识,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实践的意义。杜维明对体知概念的论述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观上的建构工作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都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念提出质疑,为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马克思哲学之为“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在“存在学”与“实践学”之间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之为虚无主义的判定出于其独特的存在学视域,具体而言即形而上学之"本质"与"实存"的二重性运作机制。就其"实事"而言,马克思哲学更应从实践学路向而非存在学路向得以衡定。马克思对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进行了根本改造:以生产劳动替换了伦常-政治而成为核心实践。恰恰是这种替换,被施特劳斯诟病为虚无主义之征兆。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中学生的学习观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路径

该研究采用自编的中学生学习观问卷测查中学生的学习观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学习观与学习策略、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学业成绩的关系,探讨学习观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路径。研究结论如下:中学生的学习观总体上是倾向于建构性的;初中生与高中生、学优生与学差生在学习观的一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学生的学习观对学业成绩既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影响学习策略、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绩产生间接影响。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马克思的历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物"的含义、观点的表述、理论的结构上都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隐喻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即认为历史观中的"物质"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的隐喻使用。这种隐喻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地使用"唯物主义"一词去表征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从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理解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真实含义。     

从“兴于《诗》”谈孔子教学法

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矇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梁漱溟的“生活”儒学观及其当代启示

面向"生活的本身"是梁漱溟提出的理解儒学的独特视域。在此视域下,梁漱溟不仅揭示了儒学作为切合生活之"理"、人伦之"情"而建构的"生活的学问"的精神特质,还为我们指明了"生活上去理会实践"的"学儒"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梁氏这种面向"生活的本身"而论儒学与"学儒"的"生活"儒学观,对我们当代人了解(知)儒学、实践(行)儒学极具借鉴意义。接着梁漱溟来讲,面向"生活的本身",重建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需要当代学者依"生活化"的要求来"说"儒学、"做"儒学;需要社会大众以涵养德性、修身立德为要来读经学儒。     

老庄、黄老、仙道——《抱朴子》思想的再认识

老庄道家是道教的理论来源之一,道教学者葛洪总体上对老庄持维护态度,但也在生命观和政治观上对老庄提出了批评。通过认真辨析《抱朴子》中"道家"和"黄老"的内涵,以及葛洪对老庄道家的态度,可以看到葛洪的道教仙学既批判地继承了黄老之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黄老之学,这是葛洪道教仙学的独特性所在。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资源对其认知发展、学习动机的影响

运用认知测验法和问卷法,综合考察了１６７中学习不良儿童和１６１名一般儿童的家庭 资料对认知发展、学习以机的影响。表明：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资源、学习动机和认知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家族资源通过两种途径对认知发展发生作用,一是通过影响学习动机促进信知发展二是直接对认知发展发生作用。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两岸“中国逻辑史”学术研讨会

2016年9月2—3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主办,台湾大学哲学系协办。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逻辑观与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中国文化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科技史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逻辑史原有的研究对象,如《公孙龙子》《墨经》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将中国逻辑史的论域扩展到了算学、医学等领域。     

论来知德学术根柢是太极之学

长期以来,学界较多注意到了来知德的易学贡献,却少有人关注和阐发来知德的儒学思想,遑论来氏学术的整体逻辑。事实上,来知德首先是一个儒学理论上颇有自得之处的大儒,其次才是卓有建树的易学大家,而贯穿其儒学和易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太极之学。来氏太极之学以理、气、数三概念为基础展开哲学建构,简言之,理为本体,理不离气,有气则有数,理气数结构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太极之学进入来氏儒学论域,既以理、气、数解释宇宙、社会和人生,又以理气存在论为基础展开理欲之辨,进一步提出格物克己、躬行明德的修养方法,并指出天理流行境界为修养归宿。太极之学进入以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和来氏义理易学为基本构成的来氏易学论域,太极之理成为来氏义理易学的目标和归宿,太极之气成为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的基础,太极之数(象数)成为来氏易象学的建构基础和基本内容。而从思想渊源看,来氏太极之学整合并发展了邵雍太极观和朱熹太极观,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易传》的“虚假错误”观及其超越论

本文通过解读《易传》,阐述了它的虚假错误观,揭示了蕴涵于其中的两种超越论。虚假产生于人的意志行为与"时"的背离,而错误则产生于"见仁见知"的主观标准的客观化。为了解决虚假与错误的存在所造成的困境,《易传》开显了两条道路。一是无我而任物,直观天地万物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提前避免虚假与错误的产生;一是自觉知识的有限性,超越现有的知识,克服已产生的虚假与错误。前者的问题是:人与本源性的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后者的问题是:人能否以自身的知识上合天道?这两条道路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课题:天道性命相贯通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