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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遐龄:康德的主体学说 在康德哲学中,主体一词是在其实践哲学中来进行规定的。而实践一词的含义,在康德那里是指针对道德法则的身体力行,并非创造物质财富的行动。在这里,主体实质是人格,即抽象的人。 人格之所以为道德主体,有两层意思。第一,人格是人的肉体行为之决定原因,故为主休,第二,人格是自由的,人之行为必然是合乎道德律的,人人“从心所欲不逾矩”才算是达到自由王国。 康德在讲实践哲学时引出道德主体概念,而后又发现其法权哲学意义。法权主体意义上的“我”,在事实上来自法权关系意义上的“我的”。作为法权主体占有的对象是商品(或物)之价值体,即物之“社会存在体”。法权主体来源于法权关系,因而,“我的”或“有权”实质上出于其它法权主体之承认。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基于黑格尔道德形而上学理论资源的研究

一、道德形而上学难题及其理论假设如果试图建立道德的形上而学, 如果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中国伦理进行哲学把握, 那么, 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并未真正解决而又不可逾越的前沿性课题:1. 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是什么: 具体地说, 到底是“实践理性”还是“精神”? 虽然自康德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以来, 伦理道德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与“实践理性”可以相置换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的维度上, 这种学术定势都有待质疑和反省。审慎地梳理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资源就会发现, 关于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 在康德的“道德理性”…     

康德道德哲学原则之“三变”

康德道德哲学的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年他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 的最高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则从自律中证实意志自由,却陷入自我循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是“理性的事实”,主张从道德法则中引申出自 由;在其最后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最终认为意志与自由无关,而只有任性才有自由 。任性直接与行为有关;准则也来自任性,从而从任性的外在行为自由能够并存的条件中开 出《法权的形而上学》,从道德法则对任性的准则的决定中开出《德性的形而上学》,二者 合在一起,完成了其《道德形而上学》。这是康德关于道德哲学原则的晚年定论。     

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与实践哲学基础的真正确立

由亚里士多德奠基、围绕人的实践一行为概念并进而探讨人的自由的本质及其根据问题的实践哲学传统,在近代哲学中由于出现认识论的转向而一度中绝。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确立实践哲学的优先性,接续了古代实践哲学的传统。康德创立先验逻辑把自由领域（即社会领域）从自然领域中划分出来,并确立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显示了他对于实践哲学的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极大地推进了实践哲学的发展。如果说康德剥离出纯粹自我意识,强调了道德意识的自主性、主体性,那么黑格尔则在自我意识理论中…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反思理性还是辩护理性——论福斯特与科斯嘉德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

作为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代表,科斯嘉德和福斯特的理论进路存在差异,其核心区别在于二者对实践理性和建构主义程序以及二者的关系的不同解释。面对理论对手提出的游叙弗伦问题的挑战,科斯嘉德的反思—实践同一性模型在处理康德式建构主义所面临的游叙弗伦问题所引申出的三个子问题(客观性问题、道德殖民化问题和实践理性的规范性问题)方面存在困难,而福斯特采用话语伦理学的方法来重构实践理性概念却显示出相对优势。福斯特所主张的话语伦理学方法将人视为有血有肉的辩护性存在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论证康德式建构主义。     

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之蠡测

关于牟宗三先生对儒学与康德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可谓见仁见智。我在时贤讨论的基础上,就牟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的问题谈一点浅见,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一、“仁义内在”的“自律道德”意涵康德的“自律”原则的提出,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康德指出:“自律原则是唯一的道德原则”,“道德底原则必然是一项定言令式”。(康德,1991年,第67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指出:“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唯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     

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重探

从思想传记的角度看,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塑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形成、转向和终局。学界对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论题主要有“貌合神离说”和“近而远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罗尔斯前期对其正义理论的康德式阐释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后者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理论致力于疏离康德学说。借鉴学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新近研究会发现,“貌合神离说”误解了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近而远之说”则误解了康德法权论与其伦理学的关系。澄清这些误解之后会发现,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渐近关系,即“行合趋同”。     

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康德的自由概念

要解释某一种概念,须阐述一下产生这一概念的最直接的原因,正因为自由概念举不出自由以外的原因,所以才是自由。因此,要解释自由概念本来是不可企及的,也许会使人“离开哲学的解释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自由概念是理解康德哲学的极其重要的概念,所以康德说:自由概念“对于所有经验主义者都是一块绊脚石,但是同时对于批判的道德学家说来,却是开启崇高的实践原理的一把秘钥”。我们在学习康德哲学的时候,无法避     

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

康德既认为自由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又认为人的自由会违背道德法则。有学者就此提出“双重论”解读,认为康德有两种自由概念：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自由及在服从和违背道德法则间选择的自由。与之相对,也有学者支持“单一论”的解读,认为康德只有一种自由概念,即服从道德法则的能力,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任性自由理论的研究就是支持“单一论”。康德的任性自由和意志自由是同一种自由,任性自由不是作为选择自由的第二种自由,其本质不在于选择,动物的任性有选择而无自由,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任性没有对恶的选择却有自由。恶只是作为不纯粹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任性自由的特殊属性,该自由会受感性影响而违背道德法则。在其有能力克服感性影响却没有这么做的意义上,人的任性自由要为由此导致的恶承担责任。     

康德道德自由的主体性思想

康德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以三大批判所建构的主体性哲学体系中,道德自由的主体性是最突出、最核心的部分。本文试图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主要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基本环节:实践理性原理、实践理性对象、实践理性动机中,对之加以初步的探讨。     

王国兴: 实践中的成己成人成物

实践作为具有意志和理性的人的活动来看,是由实践主体、实践目标、实践对象、实践工具和途径等基本要素构成的。以任何一个实践的基本要素为“坐标”,均可以为实践定位。但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静态的实践结构上,而还要从动态的实践过程来考察。要提出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践必须以实践主体的意志自由为前提和根据,这样实践首先表现为“道德实践”的形态。追求“道德实践”的智慧的学问即是哲学,这也就是哲学“爱智慧”的本义。按康德的看法,哲学作为“最高善论”蕴涵着“爱学问”,哲学的爱智慧论既适用于实践理性,又适用于“思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