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科学——美国无神论

现代西方文明是基督教与古希腊文明相撞击、相融合的结果。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常常把它看作维持社会秩序的强大力量。但是还有与它相对的一种力量,它直接承袭了古希腊理性的精神,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无神论就秉持了这种精神。由于基督教在其社会生活中的统治作用,无神论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这当然     

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力量

历史不以哲学家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那些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土壤并被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哲学思想,却会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进而塑造文明形态。这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古代文明史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正是两种思想力量——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与源于古希伯来哲学的基督教信仰主义的对立统一运动塑造了古代西方社会。     

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中政教关系的理解,应摆脱20世纪以来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与知识化路径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离/合一等论说的格局缺陷。"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国的文明安排中政治与学教持有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秩序,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维持结构,同时二者之间经由不同的秩序力量得以表达,其间有功能和机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形成的文教是一种公共道理意义上的根本精神模式,既非西方文明语境中的宗教,也不是与现代"主义"政治配套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这一理性化形式。政教相维制体现出儒家思考秩序构成的独到精神。     

科教文明的危机与出路

西方科教文明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进步.但西方近现代以实证科学为根本内容的科教文明,知识上存在着两大缺陷:第一大缺陷是科学知识主要是在封闭条件下获得的,属于封闭性知识系统.第二大坎陷是不富于人生意义.实证科教文明之坎陷,说到底就是两大危机:一种是自然危机,一种是精神危机.克服这两种危机,不仅要认识到西方科教文明之坎陷处,更要懂得中国文化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只有将西方科教文明的封闭知识系统融入中国文化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扶正吊诡,克服危机.     

“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对于"精神文明"我们有必要进行由意识形态话语、大众话语到哲学话语的第三次学术推进。哲学话语推进的前沿课题是:"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为此,必须探讨三个问题。第一,"精神"因何"文明"?"精神"因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知行合一的三大品质而进入"文明",理想与信念是"精神"的哲学内核。第二,"文明"如何"精神"?"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和"现实力求趋向思想"是"文明"具有"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前者是文化理想主义,后者是文明理想主义。其中,"现实力求趋向思想",是"文明"对待"精神"的一种新态度,也是"精神"对待"文明"的一种新诉求,因而是关于"精神"与"文明"关系理念的哲学革命。第三,"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精神"以"伦理之石"与"文明"在一起,伦理是"精神文明"的基石,是"精神"与"文明"相互过渡的中介,是中国式精神文明最重要的民族气质和文化根基,因而必须确立精神文明发展的伦理优先理念和伦理优先战略。     

文明对话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正一当前的世界,每个文明都在试图寻找出路,并向当今处于变革与危机时代的人类文明提供可借鉴性的经验;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文明对话",已成为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文明的回应被普遍接纳为可遵循的原则和有价值的借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生逢其时。连接丝绸之路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等诸多传统及主流的文明中,中国文明是源头。"(古代的)丝绸之路仅仅依靠中国,而完全不依靠西方。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发现和完成了这条通向西方的道路,而且这     

佛教文化与文明对话

<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佛教流传到西方,将使其他在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相形失色。其意义及重要性,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政治体制的革新、科学上的成就、核子武器的发明,以及太空发展等。也许现在尚未被人发觉,但在几百年之后,回顾历史,就会发觉佛教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精神之影响,远较其他20世纪中任何重大事件,更为深远。"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恰好身处西方社会,一直担任在西方社会弘扬佛法的先锋,且有50年与西方文明对话的经验。笔者有幸参与其中,     

查尔斯·布兰德《为无神论辩护》及其他

科学的无神论者与人创造出来的、反过来控制人的虚幻观念作对,但他从不敌视人,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热爱人,才敢于用行动坚定地反对反对人的观念。千百年来,人们被自己制造的虚幻枷锁禁锢得太厉害了,有时甚至不忍目睹。人的思维需要更为清新的风;人的行动需要打破枷锁的自由、广阔与光明。事实上,这股"清新的风"已经吹了数千年,但很多人似乎一直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思,或者思而无果。我们愿与正直的人们一起为减少人的迷信与怯弱,增加人的自信、力量与荣光尽绵薄之力。在这个新辟的栏目中,我们将系统地介绍西方文明发展中的无神论思想及其对宗教的关系,以助于我们全面审视西方文化,评析其精华和糟粕。     

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西方开辟了世界历史,主导建构了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从道义上宣判了西方定义的人类文明的非正义性,又从历史主义维度承认了其进步性。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为人类文明的重建提供了一线希望。但是,在西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中,人类文明的重建在实践上是艰难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人类新文明,是全世界的唯一选择。重构人类文明的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类性,超越非正义走向正义。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是当今世界重建发展理性、治理理性、交往理性、安全理性的基本遵循。新的终将突破旧的,人类新文明终将自觉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塑造。     

阴阳五行说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基本形成

阴阳五行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结晶,对于秦汉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封建统治者建立政权的历史哲学。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相比有所不同的是,阴阳五行说所体现出的关联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古人对于天人之际这一问题加以思考所得出的结论。这一学说在《内经》医学哲学的思想框架中被采纳,并在现实的医学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从而将精神与身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晚钟》绘画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蕴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西方绘画艺术必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传说成为西方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表现题材。在基督教文明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同时期、不同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这个概念,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在不断的文明创造中,东方孕育了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也创立了自己发达的哲学。世界文明是在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有时甚至很难简单地把某种宗教或哲学划归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随着"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的"文明对话"观念的大力倡导,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和东西方文明关系的反思得以纳入世界文明未来前途的广阔论域加以讨论,也使得关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传统"东方学"的偏见和逻辑而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东方学术界来说,重视和开展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家庭的伦理失依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迁,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重力量以磅礴之势,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实体与伦理逻辑,家庭作为"整个的个体"遭遇了最为严峻的伦理挑战,家庭实体性地位的消解将对中国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现代中国家庭正在遭遇两股解构力量:外部传统的伦理支持系统趋于崩解,家庭遭遇种种裂变风险;家庭成员在公民认同中潜在的精神蜕变风险:"贫民—贱民—暴民",则从内部瓦解家庭的精神同一性。恪守权力与公共财富作为伦理普遍物的精神本性,构建新的伦理实体是现代中国家庭发展的伦理精神战略。     

和平与宗教

引言 2001年9月的悲剧性事件震惊了西方世界,尤其是震惊了美国.夹杂在其他事件之中,这一事件使得有必要留意去了解当代世界的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被贴上黩武好斗、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标签.     

论海舍尔宗教哲学对象征主义的理解

关于"雅典还是耶路撒冷",西方文明在讨论哲学与宗教关系时对之有许多思考。20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为此对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即两希传统的关联及思想差异作了深刻而细致的剖析,他通过对象征主义的哲学考量而在理解两大传统的思想张力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分析象征主义的不足及缺陷出发,海舍尔向我们展现出希伯来《圣经》宗教传统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弥补了哲学理性思维的局限,从而说明构成西方文明的这两大支柱均不可或缺,由此使西方涉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得以深化。在当今时代西方科技文明昌盛而同时却面临道德滑坡和精神危机的困境之际,海舍尔有关象征主义的理论探究对反思当代文化的处境及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

启蒙作为本源于西方文明的哲学思潮与社会运动,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价值。这一普遍性价值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向度上的表征最为明显。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对于启蒙思想的引进和诠释上表现尤甚。相对于西方文明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内在地要求伦理启蒙作为中国近代启蒙的民族文化特性。虽然近代中国启蒙先行者注意到在方法论和伦理学层面阐扬启蒙的普遍价值,但由于特定历史阶段对富强与主权的强劲要求,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从地域性和时代性文化中抽离出来的普遍性启蒙精神,被中国人自身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禁闭起来。     

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在全球化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宣扬所谓具有“普世性”的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新自由主义“神话”逐渐“破灭”,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遭遇“瓶颈”。针对西方现代化,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反启蒙”思想,“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不仅是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两种文明的对抗。在经历苏联解体、“休克疗法”失败后,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传统的“多种文明形态”理论的复兴,并尝试建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文明形态,以此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着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挑战,对西方现代化的“俄罗斯式反思”,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启示意义。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中西文化互释与世界根源性精神

东西方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既不是争夺话语权及同化的问题,也不是消融各自的特色,而是基于和谐在文化差异中分享与互尊。惟有正视这一点,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和思想资源才可能通过与西方经典的相互诠释来与西方文明沟通与交流,并追寻到当今世界根源性精神;进而发现一个为人类理性所能认同的共同的真理与价值标准。恰恰是通过对中西文化元典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不同文化的冲突不可怕;它是进化的一个条件,但是你必须共同融合才能产生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