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纠问式诉讼及当事人主义论——审判模式对证言可靠性的影响

在审理案件中,自古以来都需要使用证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证人证词的可信度的甄别与确定是审理案件的关键。实践告诉我们,证人证言的错误率是很高的。影响证言的可靠性因素包括精神因素及心理品质等。我国司法心理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林秉贤教授曾在其著作《犯罪心理学纲要》一书中,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即感知因素对证言的影响、注意因素对证言的影响、遗忘与暗示因素对证言的影响、情绪状态对证言的影响、主体态度对证言的影响、证人作证动机对证言的影响、主体陈述背景对证言的影响、执法过程中交往的层次对证言的影响等。这里换个角度,尝试从纠问式诉讼及当事人主义研究——审判模式对证言可靠性的影响。谓之独辟蹊径也好,一派谬论也罢,但愿能自圆其说。     

论最高法院

在一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通常处于司法金字塔的顶端。它是民刑事案件最高级别的审理机构,同时又承担着统一司法标准乃至整个国家法制准则的重大职能。与这种角色和职能相适应,最高法院需要在法官选任标准、权力运行方式以及机构设置等方面有不同于下级司法机构的设计。最高法院的这种特殊性自然会使得它本身成为法学研究尤其是司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例如,在美国,对联邦最高法院的研究就一向是主流法学界的关注焦点,相关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佳作迭出。     

优势犯罪刑事归责问题研究——以国洪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为研究基点

本文以国洪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件作为研究基点,引入优势犯罪理论的分析工具,尝试对此类犯罪的刑事归责机制进行探讨.文章首先对优势犯罪的一般原理进行阐述,指出优势犯罪是一种对于在资源分配关系中优势地位的滥用行为.本文重点对于优势犯罪的刑事归责机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优先、注重主观恶意和适当兼顾效率的三个原则.本文还以优势犯罪原理为视角,对国洪起案件进行了分角度的探讨,论证案件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广州将心理干预机制引入涉少案件审理开先河

木成年人犯罪往往伴随着严霞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单纯靠法律的强制力很难根本解决。专家指出，涉少案件的审理需要专业心理于预的介入。     

事实婚姻司法认定标准的变动及其适用

事实婚姻关系在我国民事司法解释中是一个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概念,事实婚姻关系的认定不仅在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对重婚罪的确定也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放宽了事实婚姻关系认定的标准,在民事司法实务中扩大了事实婚姻关系的范围,但不应将此种变动引入刑事司法实务中,以防止对重婚罪认定情形的扩大.     

二元模式下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空间与局限

触罪未成年人是指实施了刑法规定所禁止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司法管辖的未成年人。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对越轨未成年人的行为规制体系具有刑事司法与行政二元规制的特点,修法进一步加强了二元模式的构建。《刑法修正案(十一)》限定性地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将触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管辖的核准追诉权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明确了触罪行为的定义,填补了修法前对触罪行为在立法规制上的不足,但新设的专门矫治教育仍延续行政干预的模式,未能实现司法化。修法后发生的案例使人们再次反思对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整体制度设计问题。独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缺失,使得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刑事司法管辖的分水岭,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后,一旦有更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仍会不停追问刑事司法制度的效能。对修法前后立法样态、司法困境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反思,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构建触罪未成年人法律规制体系,力求实现公平与效率、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防卫的统一。     

行政犯认定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行政犯立法中广泛地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认定等行政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前置性要件,因此刑事司法必然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审查。首先,为保证犯罪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应肯定刑事司法中对前置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其次,在审查限度上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不仅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性要件等合法性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以行政处罚等作为前置条件的犯罪,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不存在、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应阻却犯罪的成立。对于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应解释为未取得许可,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对于行政认定行为有错误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按照法律适用问题直接予以判断。     

论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控制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纰漏,不利于对于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惩治.因此在理论上对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控制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并适时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是完全必要的.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刑民衔接的困境与完善路径

《民法典》第1234条确定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为环境犯罪造成的生态损害的修复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但也引发了环境犯罪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刑民衔接问题。在实体层面,由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责任,相较于环境刑事责任具有优位性,可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刑事案件的酌定从宽情节以保障其优位性的有效落实;在程序层面,基于当前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民事实现路径为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应当在“刑主民辅”的司法背景下,统筹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衔接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优化路径包括：在实体层面,应当把扩大修复生态环境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并确定其从宽幅度;在程序衔接层面,应当充分发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并充分尊重行政主体的环境保护和管理职能。     

《奇异的性婚俗》案一审判决

《奇异的性婚俗》案一审判决平克军波及全国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制作、贩卖《奇异的性婚俗》一案，经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日前做出一审判决，六名案犯受到法律制裁。《奇异的性婚俗》一书不仅内容淫秽，而且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民族宗...     

刑法视域下的人体器官移植

为有效规制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活动,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维护医疗卫生管理秩序,从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现状入手,运用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探讨了我国器官移植刑事立法中的困惑,包括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刑事处罚范围较窄、法定刑的配置尚待改善几方面。针对该缺陷从刑法视角有效规制人体器官移植方面提出确立脑死亡的死亡标准作为司法认定标准、增设相关器官移植犯罪罪名、完善人体器官移植犯罪的立法模式等建议,促进我国器官移植的立法发展。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也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并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浅析将心理干预机制引入涉少刑事审判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司法形式的发展完善,心理干预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在涉少刑事审判过程中结合心理干预措施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司法尝试,但其必要性却尚未被详细加以论证。本文将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学原因、心理干预所能起到的作用以及心理干预机制的引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证明将心理干预引入青少年司法过程的必要性,并对已经或将要遇到的问题进行列举。     

论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控制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纰漏,不利于对于侵犯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惩治。因此在理论上对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控制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并适时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是完全必要的。     

战士报复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及预防

报复性犯罪是部队战士犯罪中出现较多的一种犯罪形式。有的破环、盗窃武器装备和物资。有的伤害、行凶杀人、多属重大恶性案件,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极环的影响性。而且这种犯罪形式突发性强,多采用暴力。严重干扰和威胁着部队的工作。因此,研究和探讨战士报复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及预防问题,是部队建设所迫切需要的。     

技术调查官制度研究

技术调查官作为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的技术助手,其针对案件的专业技术问题所提出的技术调查意见,是合议庭认定技术事实的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技术调查意见被法庭高比例地采信,但却游离于证据调查程序之外,既不受证据法的规制,也不提交庭审质证。这种状况剥夺了当事人质证的正当程序权利,也突破了案件审理的公开原则,不仅给技术事实的公正认定带来了隐忧,也导致法官的事实认定权让渡于技术调查官之危险。本文认为,技术调查官兼具法院审判辅助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之双重属性,技术调查意见应纳入证据法的调整范畴,为当事人质证与合议庭采信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中的宗教因素与我国宗教文化资源的本土困境

恢复性司法模式是一种极具宗教色彩的全新司法理念,其自身所具有的宗教因素对其运行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而言,这些宗教因素的系统性和优质性是我国现有宗教文化资源因素所不具备的,短期内恢复性司法模式这颗种子在中国很难找到可以生根发芽的宗教土壤,利用我国现有宗教文化资源为恢复性司法服务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引入不宜操之过急。     

中法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对比与借鉴

因为中法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基于共同的功利主义动因,又采取相同的例外到原则的立法路径,使得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常常被认为具有高度相似性。然而,通过对中法两国关于法人主体资格、罪名范围、归责理论、刑罚配置的制度设计、理论解读和实践适用的比较研究,足以发现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的具体条文、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都存在天壤之别。这些细节差异之处集中体现了中法两国法人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理论发展的不同重心和共同动向,对反思中国刑法单位犯罪的资格认定和立法技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社会的变迁与司法模式的转变——转型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处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场景下,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功能正从单纯的解决纠纷走向为基层社会提供规范供给,重构基层社会规则体系,强化基层社会制度的正统性基础这一关键层面.这种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要求将法官个性化的办案经验体系化,以解决具体的纠纷,而且要促使基层社会正武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尊重与合作,最终达成一种立基于多元规则相生共存之上的规则共治.     

特殊人群艾滋病行为干预的思考

艾滋病直接危害人类的健康,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文伦理道德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对艾滋病病人犯罪的监管问题,公安干警的职业暴露问题,都是目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课题.加强艾滋病患者违法监管,对特殊群体进行行为干预,是司法结构急待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