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隋唐佛教对道教“自然”说的批判

在六朝隋唐时期的"佛道之争"中,佛教"因缘"与道教"自然"是两者义理辩论的中心。甄鸾、道安、真观、智颉、吉藏等佛教思想家从自然命论与实践方法等方面,对道教"自然"说进行了批判。同时,由于佛道二教对"自然"的理解不同,所以两者存在着"不相极成"的现象。     

火里栽莲

在讲内丹的道教经书中,“火里栽莲”是一个惯用术语,它作何解释,这要联系儒家的性情学说、中国哲学史上的儒道互补和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 性,在儒家有人性、天性、本性等涵义。隋唐佛教用以指佛性,“性名自有,不带因缘。若带因缘,不名     

从隋唐佛道论争看道教心性思想的形成

隋唐时期,道教继续延续了在佛道论争之中建构自身心性思想的历程。特别是唐初佛道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日后道教心性论的形成与成熟起了推动作用。两次佛道争论高潮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对于唐初佛道论争所涉及的心性思想方面的内容作了分析,认为二教对于“道”与“道体”范畴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法自然”、“道生万物”等本体论、本源论命题的不同看法,不能不说与佛教思想的激发及其佛道争论的刺激有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佛教心性论只是道教思想家进行思想创造的“前理解”与诠释背景,他们的诠释对象仍然只能是道教及其道家思想传统,因此,道教心性论思想的若干命题即便是与佛教的相关部分非常相似,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道教的。换言之,佛教心性论影响道教心性论的最大者其实是哲学方法,而非简单的名词与命题的移植或模仿。     

三教关系论纲

道儒二教都植根于传统宗教，汉初的“黄老”就是道教的开端，汉武“独尊儒术”是儒教的开端。黄老治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儒教言天道，在汉以后也吸收了道教的天道自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先是依附道教，后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心性理论。隋唐道教率先向佛教学习，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到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方法和理论，使儒教理论臻于成熟，佛道二教此时不仅礼拜儒教天子，而且在理论上也向儒教学习了。     

魏晋南北朝宗教思想探究及其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教和道教先后盛行,且有并驾齐驱之势。究其思想而言,大致有佛教的地狱说、轮回说和业报说,道教的“三一为宗”说,“长视久生”说,二者对于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国外宗教研究消息一则

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52册(1980年3月)、53册(1981年3月)载:该所举办“隋唐时代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班。主持人福永光司本研究班开始时设想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一)道教是在中国土著咒术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吸收有国家宗教的儒教的伦理观念,又受从西域印度传来的佛教等影响,融合而成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的道教同佛教(中国佛教)糅合后传来日本,又以日本的土著咒术宗教信仰、思想、礼仪为基础,改变为具有日本素质的宗教,就正是日本的神道(神道学)。(隋唐时代是以“印度——中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

在南北朝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统治人心的主要思想支柱。一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家最弱。佛教的因果报应。     

试论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

本文指出了明清之际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的特点有四。其一,是对以前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全面总结和完善;其二,是用道教、儒学、佛教的主要经典相互参证来论证的;其三,是通过分析儒、释、道三教的同与异、长与短处,强调三教一源、本同枝异、体同用不同,以邪、正为标准分辨三教来开展的;其四,用儒家性理学,佛教明心见性的参究法门来阐述道教修性了命的内丹学,以论证“三教合一”。并指出,该特点的形成,既是儒释道长期斗争和相互吸取的结果,也是自南北朝以来,经隋唐宋元诸多道士及道教学者努力的结果,并受到儒、释二家三教合一思想的推动。     

宋元明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理路

宋元明时期,道教对佛教、儒学的吸收已进入全面融会贯通的阶段,“三教一家”、“万善归一”的论调比比皆是,且出现了以倡“三教合一”为宗旨的新道派,表明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已经发展成型。     

道教心学的精神气质——以《内观经》为核心的考察

六朝以来道教思想的蓬勃发展,直接催生了重玄学的形上学理论。同时还有一股与即将兴起的佛教禅学相媲美的道教心学思潮,正处于萌芽与成长的过程中。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地位与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达到重玄学那样的高度,但对未来道教认识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甚至超过了重玄学曾经享有的荣誉。成为与佛教禅学既存在着相当共性又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思想学说。     

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思想脉络的疏寻

２０世纪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在老一代学者中，汤用彤先生的相关著述尤其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以说是这些硕果中的“最有权威之作”。其原因在于，汤氏的研究不但“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①，而且既有宏观的宗教哲学之导引②，更有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诉求为其提供动力，此即取譬于中古中印文化交流史，为“昌明国故，融化新知”③、建构中国新文化提供借鉴与资源；并借助于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④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史这一领域里所作出的贡献颇多，本文仅拟综述其…     

南北朝禅学

南北朝时代,禅学是佛教的重要修持方式,尤其是在北朝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禅师传承关系和禅僧群体,在南朝则是沿着长江两岸和浙东出现多处禅修基地,颇具时代特色。本文拟就南北朝禅学及其特点作一简要的论述。     

六朝时期的道教

该文选自法国马伯乐《道教与中国宗教》(Henri Maspero,Le Taoism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Edi-tions Galllimard,1971)中"六朝时期中国人宗教信仰中的道教"(Le Taoisme Dans L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Des Chinois A L’Epoque Des Six Dynasties)一章,第293页至330页。     

六朝儒学的困境

本文以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为文本,通过对六朝儒学的代表人物皇侃的儒学思想的分析,发现其中的内在矛盾,以一种新的视域解释六朝儒学的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     

唐宋之际敦煌苯教史事考索

在唐宋敦煌宗教史的既有研究中,对苯教始终付诸阙如,然敦煌藏文本佛教疑伪经、苯教仪轨书、占卜书、医书等相关资料显示,苯教教团不仅曾经流寓敦煌,而且在经受敦煌佛教界竭力排挤的境况下,仍广泛地从事丧葬祭祀、占卜禳厌、驱鬼疗疾等宗教社会活动,并在特定时期扮演着敦煌吐蕃族群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同时在宗教仪轨、民俗信仰等领域对敦煌佛教和社会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是敦煌区域史中不应忽视的宗教力量。     

秦汉以降的宗教气氛

本文从“祭祀的频繁程度”、“坛庙的豪华状况”、“神灵数目和祭品的数量”、“祭祀的费用”等方面把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的宗教气氛和商周以前作了对比,认为我们过去过高地估计了商周时代的宗教气氛,误判了秦汉以后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成份,以致得出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的结论。     

苏非主义与明清汉文译著活动

明清以来,穆斯林学者卓有成效的汉文译著活动,成就了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和实践。在这一活动中,苏非主义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苏非来华传教、苏非作品传入中国并在经堂教育中作为课本使用,都对明清穆斯林学者的译著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们的译著作品带有苏非主义特征。     

简论隋唐道德生活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对南北朝以来的道德生活的动荡进行了有力的调整，儒释道三教的鼎立与交融、民族大融合，使得道德生活表现出极大的融合性；而新的文化因素给中原固有文化注入了一股生气，使得隋唐的道德生活显示出独特的开放性；而统治者对自己信心的增强，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问题上，又反映出很大的开明性。     

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

两宋时期文化界兴起的复兴原始儒学、重建儒家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导致<论语>诠释的学术热潮兴起.宋儒的<论语>学在经典诠释、本体建构、下学工夫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两汉经学的式微与魏晋玄学的孕育--论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两汉经学的式微与魏晋玄学的孕育中得以显现出来,其表现有三：一是其治道思想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性;二是其所关注时代问题的转变,围绕本末、名实、才性诸问题而展开;三是王符治道思想中所彰显出的人本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