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德治国"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以德治国"的含义、"以德治国"的主体和客体、"以德治国"的阶级性与共同性、"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以及"以德治国"的评价标准等作了论述.     

道德主客体与"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项指导社会政治实践的道德活动,是道德主体以一定的目的改造道德客体的特殊社会行为,不仅道德活动的主客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道德主体本身也是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本文拟从道德活动本身和"以德治国"两个层面,遵循逻辑与历史一致原则,阐明道德主体的内涵、要求及其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以德治国"的客观依据和科学思路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初将"以德治国"上升为治国方略,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首次.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有些人对于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提,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些模糊认识,因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论证"以德治国"的方略,无疑是当前理论界的一项迫切任务.本文拟从为什么要提出以及怎么样实施"以德治国"这两个方面做一点较深入的思考.     

论以德治国的时代性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文化建设任务时 ,提出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更加明确了以德治国在内容、实践主体、实践方式和追求目标等方面所具有的时代性。以德治国内容的时代性以德治国是根据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而提出的 ,其内容有着与中国历史上的德治以及西方国家政治伦理完全不同的内涵。以德治国中的“德” ,既继承了…     

对"网络红人"形成原因的伦理反思

从木子美现身网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红开始,"网络红人"已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网络红人"的出现,既有客观的主体虚拟的原因,也有主体自身的角色变换及相关主体的评价失衡原因,因而"网络红人"的形成实际上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是技术的产物,也是人与人之间新的伦理关系的产物,是新的利益关系的产物.     

论当代中国的“人民主体”理念

当代中国确立的"依法治国"原则,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结论和必要政治形态。但由于对"人民主体"概念理解的缺失,现实中产生了种种疑问和歧义。本文力图从哲学、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恢复"人民"概念的本义,明确人民作为社会生活的实际承担者和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主体的意义,着重分析论述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指出人民既是民主的主体,也是法治的主体。"法治中国"的建设,人民不能缺席,不能被分解和虚化。     

人在自然界中主体地位的双重确证--兼论人是"生态危机"的中心

自然界的"先在性"并不直接影响人作为主体存在于自然界中.人与人以外的存在物的差别确证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即使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属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将不断被"人化","人化"的自然才显现其意义,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最终只能由人来解决,从而构成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的第二重确证.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关于"以德治国"实施战略的思考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发展步入21世纪的新的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它的实施和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确立并解决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意识和行动路径.     

孟子思想的"共享"指向及其当代启示

孟子思想中有鲜明的"共享"指向:在"与民同乐"的主张中,孟子将"快乐"视为君民共享的重点,反对君王独享快乐,倡导恩赐的共享和无主体差异的共享;在富民政策中,孟子试图通过赋权、救济、减免税赋三种方式实现君民财富的共享;在教育主张中,孟子认为伦理教育和成圣的机会不应当被某个社会阶层所独占,而应当被所有人共享。孟子的共享观念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启示在于:为论证共享的道德正当性提供了基于恻隐的理由;在共享主体上,笼统地谈论"人民共享",容易让社会弱势群体沦为共享的边缘群体,共享不仅是民与民共享,更是国与民共享;在共享客体上,对一切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应当以有助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普遍实现为价值指向和最终目标。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