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之辨”的推进与异化:以《荀子·仲尼》为中心

荀子关于"王霸之辨"的理解,至少有三方面的推进:其一,扬弃了孟子"王""霸"对峙的二元模式,代之以"王""霸""权谋"的三分格局,为化"霸"入"王"提供了价值可能。其二,打破了只从"君""民"两维论说"王""霸"之别的固有思维,充分重视"能臣贤相"的政治作用与历史意义,为化"霸"入"王"提供了主体担保。其三,建构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儒"术"新范式,既视"术"为德性的外在显现,又将其与灵活应变的政治能力相联系,为化"霸"入"王"提供了行动指南。荀子"王霸"观既与孔孟一脉相承,又有不同历史境遇下的新开展;后者在丰富理论的同时,也埋下异化的隐患。     

管、荀王霸理论视域下曹操政治生涯分析

《管子》《荀子》"王霸之辨"理论不同于《孟子》,管、荀学派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修礼"既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的政治生涯受管、荀"王霸之辨"理论影响至深,存在着"由霸入王""王霸兼容"的特征。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因为没有取得"政治一统"和"天下归心"而破灭,这也是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荀子的礼治思想

荀子的礼治思想,是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荀子十分强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作用,因而极力宣传和推行他的礼治思想。他主张要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平天下。     

荀子礼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欲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着力于富国强兵之事业,而大国则更希冀统一中国,成就王天下的丰功伟绩。先秦诸子应此形势,纷纷提出各自的治国安邦之法,儒家学派即为其中重要的一派。然而,儒家在经历了孔孟的发展历程之后,在战国后期已经陷入窘境。当时的儒者必须做的就是改造儒家思想,使之适应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的需求。于是,荀子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传统,汲取诸子学说,构建起一套以礼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荀子思想的重要性,学界对荀子的研究用力颇多,著作甚丰。然而荀子的思想宏大,对他的认识难免囿于一点而不能形成客观的判断…     

荀子王霸思想解析

本文依据荀子原典,对其王霸之说进行了深入剖析,肯定了荀子在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子王霸之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王霸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传承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还贴切当时的社会实际,丰富并充实了儒家的国家政治学说,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荀子提出了"圣"与"王"在新秩序结构中的不同分工。同时,先秦诸子的这种理论创构也推动了"经""史""子"的这种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生成。方达的新著同样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着荀子"务于治"的问题意识,经由"经"与"子"、"圣"与"王"、"礼"与"治"、"教"与"政"等多重视域,对荀子思想展开了系统阐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的部分难点,对推动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大一统下的致用——论贾谊对荀子礼治思想的改良

面对社会环境从战国末的分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贾谊试图通过继承和改良荀子的礼治思想来为汉帝国提供一种有效且长久的统治方式。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贾谊从礼制、君主与社会三个层面对荀子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良：在礼制层面，贾谊扩大了礼治的等级范围、弱化了礼的“自修”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礼治等级的外化表现；在君主层面，贾谊转而注重君主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对太子的教育；在社会层面，贾谊由反私斗扩大到净世俗，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究其原因，当与秦朝“以法治吏”“以吏为师”的历史教训、士人自主性丧失而君主权力加强的大一统困境、汉室平民出身且游侠风气炽烈、社会积贫积弱以致革新求变迫切等因素有关。在贾谊的改良之下，荀子的礼治思想经历了一场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隐藏的对话者——关于《荀子》之“伪”与《老子》“无为”关系的思考

尽管《荀子·性恶》中对孟子性善论作出强烈的批判,但是详细考察其中"伪"的观念,会发现荀子其实针对的并不是孟子思想。事实上,从多个角度都可以证明荀子"伪"的思想对老子"无为"思想作了直接的回应。荀子在没有明确提及老子名字的情况下,把他当作一个隐藏的对话者,从而给读者以主动发现文本之间联系的权利,同时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从《老子》开始,隐藏的对话者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先秦以后得到继承。因此,主动寻找文本中隐藏的对话者,将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方法论。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然与应然:中国近代新法家礼法之辩的双重维度

近代新法家面对救亡和富强的时代主题,试图从传统法家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应对西方法治精神,同时回应传统以来的礼治实践。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中本有"法治"或"法治主义"的思想,只是被误解而淹没在历史中,儒家的礼治思想确实在历史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新时代应当重新考量。新法家们面对礼治和法治问题,对儒家和法家所受的批判进行反思或维护,虽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双重维度:从实然的层面看,承认二者在历史上均起到维护专制、压抑个性的作用,应当加以批判和反思;在应然的层面,他们认为法治与礼治不必然引发专制,并且他们努力为其寻找超越社会制度的基础,这就是应然之道。     

《荀子》之“子弓”为“仲弓”而非“馯臂子弓”新证——兼谈儒学之弓荀学派与思孟学派的分歧

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荀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荀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从孔孟思想的分歧探究荀子礼学

从理论承继角度看,荀子的礼学直接源于孔孟学说的分歧。孔子主张"仁礼并重",人们常用"仁内礼外"来概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孟子则把为学的工夫化约为"求放心"、"简约",背弃了孔子依礼言仁的传统,对人文世界建构过程中的客观性维度缺少关注。荀子宗主孔子,批评和重新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法先王",提出"性恶论"、"法后王",以申张自己的礼学。     

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

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人性与人心,是一个好利与向善的综合体。人性好利决定人情好利,但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却能节制自身欲望,向"道"靠拢,并最终"体道"。人性虽不蕴含善性,但却能萌生向善的能力。人能体道,成为"圣人"。人世之善,源自"圣人",而最终源自"道"。韩非子亦有"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必然要求"外王",欲实现"外王",必须借助君主。王必霸、霸必王,是韩非子王霸观念的显著特征。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荀子思想中的“友善”资源探析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有助于培育"友善"价值观的丰厚资源,荀子"礼"的思想对当代中国以"规范"促友善风气的养成有启发;荀子"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态度对引导当代人树立积极的社会心态、营造有利于友善实施的心理环境有借鉴;荀子所倡导的君子行为方式对指导日常生活中的友善行为有教益。培育友善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荀子的这些思想符合社会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契合当代中国道德治理的基本路向,值得重视。     

儒学价值观推动政治思想发展作用探析

早期儒学的价值选择重在道德价值建构,从孔子开始,孟、荀继承发展的儒学价值建构影响深远。孔子援"仁"入"礼"确立儒学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孟子的价值选择着重以"义"补"仁",荀子"礼"之为用,重回礼法的价值立场。儒学的价值选择通过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输出价值观念,形成了仁政、德治、民本、礼治、教化的传统政治思想特征。及至当下,儒学价值观的有益部分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德治国"的施政方针、"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等当代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促使中国政治走向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