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德福关系论——以《周易外传·困》为中心

在<周易外传>困卦中,船山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德福关系的看法,不仅为人的行为取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解释了这种方向的本体论根据.其中对德福来源、性质与差异的探讨是全面而有体系的,最能体现儒家精神.船山首先提出"德福皆为命"的核心命题,进而阐述了"德可充,福不可充"的因为并提出了"以德致福"的思想,以期重新论证并弘扬儒家以德为本的精神理念.本文的逻辑进路也因此得以建立:先分析"命"之基本内涵而后引申出"命"之结构、分化过程和差异性三个分论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德福的全面理解.     

王夫之德福一致论——以《周易》内、外传为中心

德福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纵观中国思想史,德福问题的讨论即为德福如何一致的问题,儒家士人对此或多或少有所涉及,王夫之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其继承荀子"天人相分"的自然理性天命观,在实有的气本论立场下,于"以人造命"的天命观基础上,把命二分为德命与福命,通过与知能、阴阳、虚实等概念的类比与互相诠释,明晰了德福相资相因的关系,并通过"德肖于知,福有其能"的命题,对德与福的内涵给予了新的规定,丰富了"德福一致"命题的内涵。他从"无定命之命"和理气关系的双重角度,为德福不一致这一亘古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对儒家人文理性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论太虚人生佛教中的德福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德福问题,一直是先哲圣贤探讨的重要议题。太虚大师在坚持德福一致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佛教三世因果论和道德学说的分析考察,主张用"抉伪披真"和"广施慈悲"的方式化解德福相背的现实矛盾;用不断增强个人行德信念、妥善处理社会人伦关系、努力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方法实现德福和谐的道德理想。这一主张不仅为我们解决德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推进以德治国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管窥——以《颜氏家训》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战乱时期,其士大夫阶层的德福观念也较其他时期不同。《颜氏家训》作为士大夫教子治家的家训著述,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德福关系的看法。参之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行止,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是矛盾和复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修德致福的德本论,但亦有道德退化的彷徨;重视家族教化和敦睦,但也出现亲情淡漠、析产别居的趋势;认同诚信正直、求福不回的主观能动性,亦不乏天命和福报的宿命论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的产生是深受当时离乱的社会现实、佛道等宗教伦理观、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各民族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以及士族门阀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的。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德福一致的内在通道及其文化扩展

德福完全一致只能是一种理想,但德与福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可以一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人是自由的行为主体,因此人完全可以在自身价值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自由活动来不断扩展德与福之间的连接通道,这一通道连接的扩展是通过相应文化发展的方式实现的,于是,德福一致的自然偶然性连接便由此而转化为一种文化必然性连接.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论道家的道德教育方法

论道家的道德教育方法吕锡琛重德求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以德教民,以德化民,是历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但以往人们较注重对于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而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绝仁弃义”,“行不言之教”,而不要进行道德教化。这些误解不利...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儒家传统“节”德的价值向度论析

从儒家伦理的视野检审,"节"是以价值及道德为样态的观念性存在,同时是以主体的行为为依据的道德实践。儒家"节"德的价值依"道""义"而生,主体的价值生成、超越境遇的价值彰显、跨越境界的价值建构等多维向度,可视为由传统价值观念衍生、拓展、凝练而成的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价值共同体。"节"德的价值是主体对于传统道德修为、践履、形塑的伦理表征,以此回应谁支撑这一价值的生成,如何彰显这一价值,以及建构这一价值有何独特方式等问题。其探究旨在以价值哲学的视野对"节"德及其转化、建设作本源意义的反思。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生存态度与生命情感:孔子“敬”思想的人学意蕴

"敬"是儒家核心范畴之一。孔子之前,"敬"是先民对天或帝等神秘力量的原始畏惧心理表达,至孔子,"敬"实现了一次重要的人学飞跃,由原始的恐惧心理转变为人之道德理性精神,成为德目、德性和德行的统一。作为"德之干","敬"首先是基于对个体人格尊重的主体间关爱之情的理性表达;其次是个体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实践准则——孔子主张"修己以敬"、"执事敬",在笃实行"敬"中获得德性的充实和事业的圆满;复次是生命追求的终极关切和文化信仰。经由孔子的人学化变革,"敬"成为儒家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的哲学表达,积淀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性和价值信仰,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和存在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后形而上学视野里的“德福观”

传统形而上学以抽象的“神性”、“理性”来确保德福的绝对同一性.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对个体差异性的强调,否认道德与幸福的必然联系.后形而上学主张德福相即,通过对话在交往中达成共识,实现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既是道德的,也是幸福的;在风险社会中,团结之德是获得人类安全之福的条件;主体交往的平等性决定了尊重他者幸福意愿构成践履道德责任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