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

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包括道德多元化、患者中心化和责任独立化三个主要方面.对“非语言性”道德语境的忽视导致了护理决策缺乏公信力.临床护理决策伦理模式的建构能使护理决策主体充分考虑“非语言性”道德语境,有利于道德争议的有效解决.     

道德精神、道德语言与道德适用

道德精神是道德的灵魂 ,道德语言是道德精神的载体。若对道德语言的理解发生错误 ,道德精神则会被歪曲。道德精神若被歪曲 ,就可能扩大道德适用的范围。若扩大道德适用的范围 ,道德精神就可能被人为地归入谬误 ,从而会彻底否定某一道德精神。因此 ,有必要研究道德精神、道德语言和道德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论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

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包括道德多元化、患者中心化和责任独立化三个主要方面。对"非语言性"道德语境的忽视导致了护理决策缺乏公信力。临床护理决策伦理模式的建构能使护理决策主体充分考虑"非语言性"道德语境,有利于道德争议的有效解决。     

论道德继承

道德是符合社会之理而维持社会存在的人的行为价值和规范。道德有一般与特殊之分,一般道德的抽象性和特殊道德的具体性决定了二者继承方法的选择,即前者抽象继承,后者批判继承。历史上积累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是道德继承的对象,此对象无论采取何种表述方式,终究可以用语言或者文字的形式表述为一个道德命题。因此,道德继承实质上是对道德命题的继承。道德命题是以善恶价值为内容、对某一道德状况或某一道德要求用逻辑语言所作的判断和陈述。它通常包括形式的或者逻辑的层面和实际的或者经验的层面,前者表征其一般意义,后者表征其特殊意义。理论上,前者采用抽象继承法,后者采用批判继承法,但实际上二者密不可分。因此,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继承需兼顾两面,即采用一体两面相结合的道德继承模式。     

元伦理学家认为不能从“是”推出“应该”吗

摩尔所谓"自然主义谬误"批判的是将"善"这种非自然的属性直接等同于快乐、进化以及实存等这些非价值属性的自然物,但他并不否认可以从这些具体的善事物或手段善中推导出善本身;斯蒂文森的温和情感主义虽然强调态度分歧对于信念分析的根本性和相对独立性,但并不否认部分态度分歧对于信念分歧的依赖性和共存性;黑尔作为元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复归的一个重要代表,更是有意弥合事实与价值的裂痕,强调道德语言的普遍规定性,强调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制度对价值评价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通常所认为的元伦理学关于不能从"是"推出"应该"的结论,实际上是对元伦理学观点的误读,而这种误读也同样发生在休谟身上。     

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当人们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时,所隐喻的是博弈境遇中凸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及其合作秩序出现的伦理问题.从霍布斯的"傻子"到休谟的"农夫困境",无不体现伦理语境中对博弈问题的关注,而以协定道德来诠释合作秩序的实现,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症结.面对诚实不足和伪装难题,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诚实不只是作为一种合作性实践的最优策略,更是一种人们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尼采的道德视角主义

尼采对道德的价值重估不仅批判了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基于神目观的形而上学道德实在论("自在的善"),而且驳斥了康德和功利主义立足于抽象的道德规则的伦理学,他认为它们都是以外在的权威和标准压制生命的本能条件,本质上都是虚无主义。他的道德视角主义否定了道德的绝对价值和客观标准,认为没有道德事实,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一方面,解释总是多元的、多视角的,因而道德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一切道德要求都必然关联着内在根据即生命的本能条件,没有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尼采的道德视角主义在我们今天的道德话语(比如"内在理由"的伦理学)中仍有活力。     

科学、逻辑、道德——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纵观(续)

四、流变Ⅲ:规定主义伦理学规定主义伦理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一种否定性反应。它在方法上坚持了现代西方整个元伦理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坚持以逻辑语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伦理学问题,甚至也坚持把伦理学视为“逻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但在结论上却与情感主义伦理学大相经庭。第一,他们认为,道德命题、语言、判断等不是个人主观纯情感的表达,而是兼备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第二,伦理学不是纯非认知性的,而是认知与非认知双重因素的统一或混合,所以,伦理学与科学并不是完全对立或隔离的;第三,价值判断或伦理学命题决不能简单地归诸于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范畴;此外,伦理学命题可以提供规定或规范。     

论道德语言在道德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

道德语言是道德思维的主要工具,其在道德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对道德思维主体、道德思维对象、道德思维过程的作用：对主体而言,它提供了道德思维的动力、意义和标准;对对象而言,具有概括与抽象作用;对过程而言,它使概念得以形成,使判断和推理成为可能,并对道德思维的结果进行表述。二是对个体道德思维形成的作用：记忆贮存道德信息,形成特定心理结构,进行导向和定向。三是在道德劝服、道德态度改变和道德价值澄清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

审视中国哲学研究,不难发现,对韩康伯周易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而对其道德思想的分析更是难觅.本文从道德基础、道德教化和修养等方面,对韩康伯周易解释中的道德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在实践的操作上,既强调"因"、"随"等因循行为对个体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显示了对个体特性的尊重;又推崇"情以感物",体现着发挥个体积极主动性的不可或缺性,而这一思想倾向与玄学的价值方向是一致的.     

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

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依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而道德自然主义者否认这个前提。马克·内尔森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试图证明:"是"与"应当"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鸿沟;我们能够基于由"是"到"应当"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但是,对他的论证的考察表明,即使他的反例成功地证明"是"与"应当"问题的确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要么由于我们不能确证地相信那些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要么由于我们的确证仍然依赖于某些隐藏的道德预设,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用类似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总之,道德自然主义~①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并不成功。     

论道德的反实在论及其论证逻辑

道德实在论是具有本体论取向的非虚无主义的伦理认知主义形式,其否认了道德命题的真理价值,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强、中、弱模式。与之对应的道德反实在论认为,道德命题的"真"与"假"是无法被认识和确证的。作为一种范式,道德怀疑论主要涉及认识论道德怀疑论、非认知主义和道德误差理论,旨在反道德客观主义,而道德反实在论从内涵上涉及投射主义、语义学的表达主义以及误差理论,特别体现在怪异性论证和相对性论证逻辑上。另外,从本质上来说,道德实在论同道德虚无主义存在一定的区别。     

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层次跃迁以及语境分析

在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中,存在复杂的理论层次问题。就道德理论在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层次而言,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人的生存发展的道德关切;第二层次是唯物史观建构下的道德遮蔽;第三层次是追求人类幸福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未来实现。就马克思道德思想理论层次的语境而言,包括三重语境:日常生活层面的道德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道德批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维度。正是在这些不同层次上和不同语境中,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才出现了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变动性。这一变动性还体现在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理论层次跃迁,以及马克思对不同层次道德的不同态度上。从理论层次视角研究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会发现一个丰富的马克思道德世界。     

交易成本的道德探微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的判断是一个有条件成立的应然命题而非绝对的实然命题。交易是一种价值交换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对市场经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交易成本除了受技术性因素影响外,与市场主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及其道德行为密切相关。交易成本与道德是两个相关性的变量元素,道德是自变量,交易成本是因变量,市场主体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直接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为避免经济与道德关系的泛论,更好地化解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的矛盾性,需要在对交易成本概念疏义的基础上,对交易成本与道德的正相关性与负相关性进行系统的梳理。     

"道德性生产力"理念释义

道德生产力究竟是指"道德是生产力"还是指"道德的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伦理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将道德生产力解释为"道德性生产力"更合乎这一命题的本意,也即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生产力进行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道德性生产力不但是为生产主义、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框架和有力的理论根据,而且是一种面向问题与行动的实践理性和精神实践.道德性生产力理念喻示着不能将生产力看成是完全中性的客体,它蕴含着道德属性,是富有时代性意蕴的行为价值哲学.     

史蒂文森与黑尔的伦理观比较研究

在20世纪初兴起的元伦理学运动中,史蒂文森和黑尔是两位最为成功、彪炳史册的元伦理学家。他们的伦理观都追随摩尔、艾耶尔和维特根斯坦,反对"重入世"的传统伦理学在进行道德语言分析以前就"匆忙发表意见",而将道德语言分析、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视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表现出鲜明的"元伦理风格"和分析哲学色彩。但作为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之间在人工语言还是日常语言、非理性还是理性,以及如何对待规范伦理学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和对立。立足他们的伦理学探索,分析、比较他们的伦理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史蒂文森的温和的情感主义与黑尔的普遍规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现代西方元伦理学运动。     

先秦“圣人”道德形态嬗变的伦理意蕴

本文以道德形态学的方法,考察先秦一段(上古时期到孟子为止)历史视野和文化视野中的"圣人"形态,区分了圣人发展变化的三种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圣人"、作为精神象征的"圣人"、作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借分析"圣人"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展现其在先秦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道德形态变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伦理意蕴。"圣人"由上古社会事实与价值紧密结合的形态,发展为春秋之际事实与价值相分裂的形态,最终孟子通过高扬仁德的方式使得事实与价值分裂的圣人形态在道德实践领域复归于统一。     

以赛亚·伯林“共通人性”视阈下的“基本道德范畴”

作为一个价值多元主义者,伯林对人类生活中的决定论理念的反对与他对道德生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凸显为伯林根据选择活动来认识人性的构成。伯林认为价值虽然受文化所限,但反映人类基本需求的价值通常是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这种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道德范畴"并非倚仗形而上学的庇护,而是体现在欧洲文明共同的历史和语言以及思想之中。自由作为人类所需的"基本道德范畴",伯林并没有简单地在自然层面和传统层面予以区分,而是在这两种层面之间设定一种价值缓冲的范畴——亦即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价值并不具有永恒性或与基本价值相类似。同时,伯林也意识到对人性的研究离不开对一些基本道德概念的用法的理解,对伯林而言,一种合适的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理念通常被认为是和需要基本道德规则支撑的"共通人性"相类似。     

“休谟法则”刍论

黑尔认为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是—应当问题为伦理学提供了由事实判断向道德判断推理的一个基本法则—休谟法则。后世很多伦理学家对休谟法则提出质疑,认为休谟提出是—应当问题的本意并非简单地从逻辑学意义上建立一种道德推理规则,而是希望提醒人们关注由事实判断推导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思想上的跃迁。这里作者试图重新考证休谟法则与是—应当问题的关系,给予休谟法则公允的评价。     

弱势群体判断对不同价值语义启动下道德判断的调节效应研究

通过行为实验探讨了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这两种基本道德价值的语义启动对涉及弱势群体的道德两难问题判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道德价值语义启动对道德判断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公平正义启动状态下,人们的道德判断不会对弱势者有明显的道德宽容偏向。当个体处于恻隐关怀启动状态时则会出现明显的道德判断弱势者效应,即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判断存在显著的宽容偏向。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弱势群体判断在道德价值语义启动与道德判断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道德价值语境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同时文章还指出在面对重大社会负性事件时,政府、社会媒体、学术界应该呈现怎样的道德价值语境是一个既具有突出现实性和重要理论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