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日本反邪教法律比较

2001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反邪教法律《阿布-比尔卡法》。该法律在法国国内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但是,在国际社会则备受争议。誉之者称其为世界上首部明确打击邪教的立法,毁之者则攻击其为“反宗教法”、“例外法”。与之形成对照,1999年12月,当日本国会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通过两项法律:《团体限制法》和《被害人救济法》时,国际社会对之反应平静。导致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具体比较法国、日本两国反邪教法律的主要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一、法律是否设立邪教罪?法律是否设立邪教罪?这是法国、日本两国反邪教法律…     

我国邪教防控的法律对策研究

邪教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成为稳定环境中的一枚暗雷。当前我国邪教发展呈现复杂、多样、隐秘的特征,与法律相背离和实施精神控制。对邪教的特征认定、存续原因进行探究,应利用党政领导、社会参与形成反邪教合力,以防为优、防控并抓,适时启动反邪教立法与完善相关法律。     

充分发挥好学界在邪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国际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邪教治理和涉邪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遇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能力与深入进行反邪教斗争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效开展反邪教斗争,遏制邪教滋生蔓延,必须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及其机构在邪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准确掌握邪教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达到防范未然、标本兼治的目的,最大限度减少邪教的社会危害。     

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市民社会的社区化,社区表现出治理邪教的巨大潜力。社区治理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为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社区治理体现了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微观治理弥补了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并符合市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区的网格化更易于对邪教的防治。因此,反邪教工作也应依托社区治理展开。在社区治理模式下,要通过夯实社区文化基础、推进反邪教社区警务战略、重视反邪教数据治理等路径,进一步打击邪教的生存空间,实现反邪防邪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     

西北地区农村的宗教发展与邪教防治——以甘肃省X镇为例

农村是宗教传播和邪教势力活动的重要区域。文章选取甘肃省X镇作为西北地区汉族农村的代表,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考察其宗教信仰状况,分析当前农村反邪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发现,该地区虽然宗教文化较为繁荣,但信教群众不多,佛教已然衰落,基督教发展稳中有进,邪教人员多于正统宗教信徒。基层基础建设与反邪形势不相适应是当前基层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地区邪教的防范与治理应当注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反邪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强反邪教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充分发挥正统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注重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     

新时代邪教的特点及反邪教研究的方向

20年反邪教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新时代邪教隐秘性更强、类宗教邪教成为主流、信息化成为邪教传播和攻击的主要手段、弱危害邪教合法化、思想领域的反邪教成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邪教国际化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反邪教理论研究,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为反邪教斗争政治定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高度遴选反邪教方法论,站在解决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理解反邪教斗争任务,站在科学普及的角度为反邪教斗争脱敏,让无神论者在新时代反邪教斗争中大有可为。     

国外无神论、宗教、邪教问题研究基本动态

2005年6月3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本刊召开了一个“关于无神论、宗教、邪教等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反邪教协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共10人。会议讨论和交流了当前国内外无神论研究的基本情况;交流了世界宗教发展的基本动向,以及各国对邪教问题的认知态度与研究状况等。会议在交流这些情况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在大的国际环境下,三者之间的关联度愈来愈大,无神论与宗教问题、邪教问题的研究,应该加强融合与互补,开拓新的视角与资源,摆脱无神论与邪教问题研究在社会的尴尬局面。通过共享信息与专家资源,共建交流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将研究的成果通过有效途径反映给政府和社会,达到厚积群众防范邪教的土壤目的。以下是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     

科技文化在反邪教斗争中的功能解构分析--文化视域下反邪教方式的探析

由科技文化内涵要素所凝聚成的科学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在当前反邪教斗争中具有并发挥着其他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特殊的社会功能。科技文化的弘扬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掩藏在现代科学外衣下的邪教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认清宗教的实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规避邪教：能够逐渐瓦解、摧毁邪教“亚文化”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的制度与组织基础;能帮助人们树立科学与理性的观念．从思想深处建构反邪教的心理网关。因此,大力弘扬科技文化是当前反邪教斗争中所必不可少的、无可替代的思想武器。     

邪教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世纪之交,邪教肆虐,如何认识其本质,分析其产生原因并寻求反邪教的有效措施,是人类共同难题。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邪教进行分析,指出邪教的根本性质是越轨性与封闭性,其产     

走出“法轮功”“殉教”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正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3月推出的《法轮功——属灵战争与殉教》(FALUN GONG—Spiritual Warfare and Martyrdom)一书是一部近年少有的具有深刻洞见的学术著作,该书无论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作者詹姆斯·路易斯坚持认为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邪教学者,因此,他并不讳言他曾经是"法轮功"邪教的支持者,但是,当他意识     

来自实践经验 又有理论高度——《反邪教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

由赵修成同志撰写的《反邪教理论与实践》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多角度地揭示了邪教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的本质特征,清楚地梳理了“法轮功”邪教“4·25”以来发展变化的线索,及时洞察和批判了其组织整体与个体在各时期各阶段的表现形式,并对各时段打击“法轮功”和教育转化痴迷者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同时,根据工作实践,也指出了处“法”工作中遇到的难点、疑点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最后作者还对处“法”工作进行了反思与前瞻。其书:结构合理,逻辑严密,思想敏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说理透彻,特别是它来自实践经验,…     

目前我国农村邪教孳生蔓延的深层原因及其对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邪教在农村不少地区禁而不止并呈曼延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1、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民俗,为异端邪说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2、中国传统的灾难信仰制度与灾难信仰心态,使邪教的"劫变"观大行其道,并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邪教的煽动性和扩张力;3、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基层政权控制能力的疲软、文化娱乐生活的匮乏、价值信仰的失范,都给了邪教以可乘之机;4、农民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是邪教在广大农村扎根与发展不可忽视的物质因素.对农村邪教问题的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主要包括:1、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和制度建设;2、建设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斗争机制;3、加强宗教理论研究,普及宗教知识;4、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5、发展经济,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当代大学生对邪教的认识——新疆高校大学生对“宗教与邪教关系”认识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高校各民族、各学科以及各年级大学生对宗教与邪教关系认识的I调查,认为要提高各族大学生辨别和抵制邪教的能力,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包括l科学无神论)教育与反邪教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普及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培养有机结I合起来,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反邪教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宗教与邪教关系之研究——兼谈宗教界反邪教问题

邪教与宗教确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明晰地将邪教与宗教、特别是将邪教与非法宗教活动加以界定和区分,既是现实理论问题,也是困扰基层办案单位正确执法的症结问题。本文结合近年来各地宗教工作的实际,以及在打击邪教、制止非法宗教活动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厘清宗教与邪教;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邪教与非法宗教活动关系的若干关键性要素,并就进一步保护和管理正常的宗教活动、引导和深化宗教领域反邪教工作、防范和处理邪教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发挥宗教反邪的特殊作用

<正>如今反邪教形势依旧十分严峻,这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参与,也需要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个宗教共同努力。一、正教与邪教泾渭分明,匡正祛邪邪教与宗教无关,邪教不是宗教。在当今世界,邪教已经超出了宗教领域的教派问题,演变为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从     

社会力量参与邪教治理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践样本

引入社会力量有助于突破当前邪教治理的瓶颈,这也是我国反邪教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州已率先进行试点探索,依托"枢纽型"反邪教组织、需求导向的合作机制、现有资源平台整合与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取得了突出的治理成效。同时,探索中也暴露出社会力量松散、不稳定、非专业性的瓶颈,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与配套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应加快提供方向性改革引导,加强可行性运行框架设计,规范操作性项目实施,提升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马尔库塞研究(续一)

关于《爱欲与文明》的评论就《爱欲与文明》,东西方学者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评论。 (一)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改造马尔库塞自以为通过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已经将它改造成为一种科学的、进步的社会理论。但东西方的绝大多数学者则对这种改造持否定态度。     

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

我国政府如何制定相关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需不需要制定单独的低碳经济促进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立法、制度的设计以及国内国际各方面因素的考量等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政策的现实选择主要不是通过对低碳经济单独立法,现实可行的做法是,通过挖掘现有法律资源,整合《循环经济促进法》与低碳经济相关法律资源,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来保障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国际宗教自由”与美国法律霸权北大核心SSCI

法律霸权为美国提供了在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规范,与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协塑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支配。1998年以来,美式“宗教自由”渐次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核心话语之一。美国大力推广这一理念成为全球共识,逐步形塑相应长臂管辖规范,并多方推进多国宗教人权法律规范变革。2015年前美国较少以长臂管辖推进“宗教自由”。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始系统性借助长臂管辖推进“国际宗教自由”,力图维持其霸权优势。拜登政府履职以来,“宗教自由”由以往的外交目标全面转型成为集成性制裁工具,成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从以经济制裁促“宗教自由”转型为借“宗教自由”挤压中国地缘政治空间、制约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当前中美之间就“宗教自由”及相关议题开展的制裁与反制裁斗争进入新阶段,双方均重视制度建设,各自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协同配合制度实施,在国际上动员多边机制以维护国家安全。     

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一、一个有待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中已被抛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因而失去了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不应再用,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