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者／弱者政治学的三重意义——《古典政治哲学史论》读后感

“强者／弱者政治学”是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提出的一个政治理解模型。如要恰当理解提出这一模型的目的，必须结合当下对“古今之争”问题的论述，以及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语言表述的研究。本文认为该模型的提出基于以下三层考虑，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回应西方古今政治哲学思想的争论。二是在现实层面上对体现为“古今之争”的“中外之争”问题的回应，其三是在汉语政治哲学修辞表达上的更新。这些考虑是否能得到落实，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个作者的反思

本文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自己政治哲学或法权哲学研究作的自我总结,围绕法与民主制这一核心,他列举了自己在六大题目方面进行的工作。作者以概要的方式展示了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及他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思考和解决。这篇文章因此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可以使人了解和把握现代政治哲学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了解哈贝马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在有关难题上做出了什么特殊的贡献,大体把握他的新思路和新方向,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他的思想。     

柏林式焦虑症与自由的价值

以赛亚·伯林的消极/积极自由二分法建立在一系列误解之上.一方面,即使我们接受伯林指派的观点,把自由价值当作一种具有内在善性的东西,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像伯林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将对自由价值的消极理解设想为一个融贯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伯林的“不受他人故意干涉”思想作出反思,我们也并不能将其当作是具有内在善性的价值的一个要件.伯林的误解根源于他对客观价值观念的某种过度焦虑.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善与善之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批判

一、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二是在方法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

“诗与哲学之争”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一个永恒话题,而德里达则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命题进行了解构,他从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出发,通过对隐喻和哲学之关系的分析入手,解构了西方“诗与哲学的论争”这一命题,实现了哲学与文学的融合,并通过对“补充”概念的哲学内涵的挖掘,进而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

“中国有无哲学”之争并不肇始于哲学概念与学科传入中国,而是在西方近代就已经开始了。对于中国有无哲学之争的背后,在西方人那里都是以一种想象他者服务自身的心态在起作用。从元哲学角度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作为人类一种活动的区分上,认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学科,但存在着哲学活动。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定的中国没有哲学,相反,事实是中国思想往往受中国哲学强有力的直接统摄并以中国哲学为灵魂。     

自然·道·浑沌之境——《庄子·应帝王》札记

与价值观上主张自然原则相应,庄子肯定政治领域应顺物自然,合乎民意。较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顺物自然相联系的“合乎民意”具有不同涵义。儒家所主张的“民本”主要强调治国应奠基于民众之上,其特点在于以民众作为治国的基础和出发点,庄子所理解的“顺应民意”,则首先以不干预民众为指向。从形而上的层面看,政治哲学关乎对道的理解。通过道术与巫术交锋,庄子指出了两者的重要分别在于自然无为和有意而为之:巫术的特点是基于经验性的显现作出推测,属有意而为之;道术则趋向于自然无为。本于天性,构成了为道的特点。巫术与道术之别,体现了“技”与“道”的分野,其中包含着以道的智慧引导治国过程的内在意向。从治国或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浑沌”隐喻着庄子所认同的原始秩序,此种秩序以智慧未开、是非之争尚未展开为前提。从人性的角度看,原初秩序与人的自然天性相一致。庄子以天人之辨为政治哲学的内在主线。天人之分体现于不同方面,包括人性规定、行为方式,等等。“浑沌之死”意味着理想存在状态的结束,它表明偏离本然的有为而治,将导致理想存在状态的终结。庄子的相关理解中,同时包含内在的历史限定。     

制造分歧:建构主义的分析策略

建构主义源远流长,其促进自我发展的学术策略在于制造分歧:在元哲学层面上,有新康德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争;在方法论层面,有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之争;在政治取向上,有历史主义与改良主义之争,等等。正是这些内部思想冲突,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不断自我超越的不竭动力。这值得我国学界的关注。     

解释与超越: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化的新路径——读李承贵教授《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

正近一个半多世纪持续进行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程,生发出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解释的诉求。同以往不同,这次处于古今之争漩涡中的解释活动又受到中西之争的影响,古今中西之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次解释学的实践。李承贵教授新著《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收集了作者2000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分析论述了古今中西之争中众多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阐释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的精辟见     

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

施特劳斯经常被认为是关国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鼻祖,其政治哲学据说奠定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针对这一流行观点,本文考察了施特劳斯对古今政治哲学之争及其不同文明理想的讨论,认为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既有别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文明理想,又有别于直面残酷政治现实的德国虚无主义思想;文章还论证了施特劳斯对古典完美城邦理念的坚持,认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美国新保守主义在思想原则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共同之处。     

《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前言本文所谓的“基本哲学问题”是针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研究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易传》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故而在中国哲学的语言脉络中,形上思维的研究即是论于道者及道与器的关系者,作者则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思想研究,应从“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四方架构共构而成,此即作者所提“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１］。本文对《易传》的研究将从儒家形上思想发展的“义理形态”分析着手,探究《论》《孟》《庸》《易》四部著作中所展现的儒家早期形上思想建构的“义理形态”,藉由基…     

“正名”与观念“更新”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一门反思的学问。为了使哲学研究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不仅要注意研究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哲学思想,还应密切关注和研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等。注意到这一方面,将有助于加强哲学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开辟这个小专栏,发表一些形式新颖、文笔生动、充分说理的短论(字数在三千字以内),力求以科学的哲学分析积极地“干预”现实。因为还没想出更好的名称,暂且叫《反思录》。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热情支持和扶植。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在哲学上建立了以“力行”为根本宗旨的实践哲学和“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开放性思维和兼容性思维,其批判求实精神及疾呼改革的理论勇气,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萨特尔的自由哲学

这是一篇从有神論的立場評介薩特尔自由哲学的文章。作者首先簡略地介紹和評論了薩特尔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和創作活动,特別指出他重复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对宗敎进行过“不少过于憤恨的嘲笑和歪曲的批評”。然后,作者就以薩特尔的若干戏剧作品与哲学著作为依据,說明他主张人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东西”,是“注定自由的”,从而认为“决沒有設計人性的上帝”,走向无神論和否认上帝的“虛无主义”。同时,作者指出薩特尔的一个矛盾,即薩特尔也談人受到不能摆脫的“束縛和制約”,以此怀疑“人是否有权享受这种高度的自由”。最后,作者站在經院哲学的立場上批判了薩特尔的主覌唯心主义絕对自由論,說“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人在做出决断时不受自己設定的规律的制約,而受一种往往預先給定的良心的判决的制約”,“人的行为和創造”不仅来自“自己的意志”,而且也同样来自“上帝的恩賜”,人即使处于自由状态中,也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作者批評薩特尔“把人提高为他自己的創造者,否认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从“黄帝”与“一”的勾连中再谈“黄老”并称的缘由

“一”是黄老哲学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在宇宙论上代表造化万物之始，在哲学品格上强调兼综百家之旨，在政治实践上表达人君治国之要。自战国至秦汉期间被塑造出的“黄帝形象”凝结着黄老学以推崇“一”为标识的哲学主张和理想人格，具体表现为：黄老学者对于“一”作为万物之生成者的要求以及在政治上主张超拔于“众”的“君主”地位的诉求在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形象上得到了落实；黄老学融百家思想为“一”的哲学努力及其包容气象与黄帝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功业相呼应；黄老学强调“执一”“无为”的治国之术也相契于黄帝法天则地、垂拱而治的政治实践。黄帝是黄老学注重“一”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愿景的形象化表达，二者的高度契合促成了“黄帝”与“老子”的自然结合，也使黄老学具备了迥异于道家其他分支的学术特质。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

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时代”文明之梳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印度和希腊三种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das Umgreifende）的。而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给予了雅斯贝尔斯以极大的启发。本文考察了中国资源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进而指出,如果没有中国思想参与的话,“轴心时代”这一概念会不会出现,都是值得考虑的。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的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实际上,中国只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来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