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药费支出如何可能

政府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导致的"以药补医"机制赋予了医疗机构抬高药价、谋取售药利润的合法权力,而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双向行政垄断地位使其具有足够的能力高价卖药以获得高额卖药收益,进销差价率管制则进一步诱导医院进销高价药,而单独定价政策加之宽松的新药审批制度为药厂提高药品批发价、医院购销高价药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制的失当."收支两条线"改革根本无助于实现控制药品费用并促进医院合理用药的目标.降低药费支出的根本措施是消除价格管制,实现医疗服务市场定价、消除"以药补医"体制,消除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零售的垄断,最终实现医药分开.     

论自然垄断的适度政府干预

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企业制度不够完善 ,自然垄断行业生产效益不高 ,损害了社会群体的利益 ,因此打破行业与市场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然垄断行业应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和公平分配为主要目标。一方面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引进行业竞争机制 ,另一方面 ,通过转换政府职能 ,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 ,以弥补自然垄断行业所造成的市场缺陷     

现代西方反垄断法的演进与启示

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垄断与限制竞争的行为,该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异化物。现代西方反垄断法是较为科学的法律制度,其代表为美国,它的发展与现代西方商品经济紧密相联。分析现代西方反垄断法的历史演进有助于建立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论行政规定的法律渊源属性

行政规定的制度建设是法治政府构建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现行立法规定及对法律渊源的含义和形式理解不一,导致对行政规定是否属于法律渊源界定不清.法及法律渊源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发展变化的特性,法不应只局限于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国家法.现代行政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立法方式随之发生变化,行政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法律规则、补充完善法律体系.行政规定的可诉性,应当得到进一步明确.实证研究表明,行政规定主要有创制性、执行性、指导与规划性、内部管理性等性质分类,具有行政法渊源的属性.     

行政问责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不仅具有政治、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它们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履行责任伦理构建责任政府,规范权力运行助推权力向善,尊重"民意"实现公共利益和弘扬道德责任塑造伦理人格等方面.     

论国家宏观财政政策与政府行政行为

国家宏观财政政策是政府行政权运用的结果 ,又是主管国家经济运行的政府部门所制定的 ,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是国家宏观财政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可划分为财政预算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本文论述了财政预算政策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控制性作用、财政税收政策与政府行政行为的互利原则以及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作用。     

行政人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

行政人是“经济人”的特殊形式,其“经济人”的本质属性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失衡是行政人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动因。要避免行政人道德风险的产生,就必须建构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以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均衡相等、内控与外控相结合的防范机制。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行政模式的转型与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

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不是一个内涵固定不变的范畴 ,随着行政模式的变迁 ,行政的方向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也会有相应的要求 ,专制行政、精英行政和公共行政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要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就其核心道德责任而言 ,专制行政要求忠诚 ,精英行政追求效率 ,公共行政呼唤公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能谈论中国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及其实现的问题。     

政府行政行为法治意蕴的再认识

法治的核心理念,一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二是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法治是政府存在和运行的重要依据,政府亦是践行法治精神,实现社会法治的重要运行载体。法治与政府的结合要求政府在具体行政行为中遵循着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在现实中,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常会受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影响,使政府在行政过程中陷入良法与恶法、现实法与自然法两难抉择的困境。而如何在这种困境中明辨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是法治国家的哲学基础。     

"明正以治国":管子行政理念初探

管子“明正以治国”的行政理念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本意识。他相齐四十年一直坚守着“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的信条,并且将政府组织结构的同一性定位在“操民之命”所反映的民众对政府的正当要求上。倘若说管子对“顺民心”的强调是在思虑政府应当如何正当地运用权威的话,那么,管子关于“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的告诫,就是在申明政府权威的必要性。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管子对于政府权威结构的设计始终无法消除其高度中央集权、强化政府管制主张的统治色彩。     

确立行政伦理的依据

行政的政治性和特殊性,是行政伦理作为特定价值系统确立的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和具体行使的主观性,是行政伦理作为道德责任规定确立的依据;行政腐败的防治和行政责任实现对伦理控制的依赖,是行政伦理作为调控机制确立的依据。     

行政伦理困境与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责任的特点之一是其道德性 ,在行政行为选择中伦理动因占据着核心位置。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行为选择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特殊情境 ,行政伦理困境与行政行为选择经常相伴而生 ,因此 ,谈及行政伦理困境必然涉及到行政行为选择。     

行政犯认定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行政犯立法中广泛地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认定等行政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前置性要件,因此刑事司法必然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审查。首先,为保证犯罪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应肯定刑事司法中对前置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其次,在审查限度上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不仅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性要件等合法性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以行政处罚等作为前置条件的犯罪,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不存在、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应阻却犯罪的成立。对于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应解释为未取得许可,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对于行政认定行为有错误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按照法律适用问题直接予以判断。     

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管制模式转型分析

本文以具有典型代表价值的美国政府管制模式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20世纪80年代政府管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模式改革运动,其本质绝不可以简单地用放松管制来进行概括,而是在新公共管理核心理念影响下的政府管制模式转型,其目的就是要用一整套市场导向、顾客导向、战略导向和绩效导向的新型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来重塑传统的以命令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科层官僚制组织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机制。     

行政能力与行政责任的二重奏——中国行政发展进程透析

行政能力与行政责任是衡量行政发展的关键变量。围绕这两个变量可以将建国以来中国的行政发展进程划分为行政系统的重建与巩固、行政政治化、行政扩张、均衡发展以及公民参与等五个阶段。提升行政能力与实现行政责任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中国政府在行政改革时面临着诸多困境。为了有效推进未来中国的行政发展,既需强化对于行政活动的政治控制,但又不能"以政代行"。而对于公民参与行政,则既要积极鼓励又要审慎引导,切忌为了形式上的民主而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混乱。     

竞争与垄断的经济心理学实验

经济学对竞争与垄断的分析借用了价格均衡，停留于需求、供给以及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价格的均衡只取决于供求函数。供大于求，价格低；供少于求，价格上涨。价格在供求的规则面前，没有回施余地。卖方竞争将促使价格下降至边际成本=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价格吸引更多的竞争者，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将使一些卖方退出竞争。对买卖双方垄断价格分析，经济学经常以劳动市场为典型例子，在考虑供方受地理位置、专业化限制的同时，买卖双方同样根据“边际效益一边际成本=最大化”拟定价格，达到买(卖)方对卖(买)方的剥削目的。     

论行政决策成本的合理化

随着行政改革走向对行政成本问题的关注,仅仅提出降低行政成本是片面的.就行政决策成本而言,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其合理化.行政决策成本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对行政效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节约行政成本,并不意味着行政决策成本越少越好,行政决策成本的支出应当建立在行政决策质量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可能实现的原则下.因此,在行政决策成本合理化的价值取向中去探讨行政成本的问题,这才是有利于行政改革的积极性思考.     

行政伦理及其建设平台

行政伦理是比官德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新型伦理 ,因此应当用行政伦理代替官德。当前 ,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就是行政信用的打造 ,即树立公正、高效、廉洁的行政形象。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务的公开与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电子政务与“政务超市”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为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垄断企业高管薪酬:不足还是过度?

垄断的"放大效应"使垄断企业业绩对高管努力的敏感度大干非垄断企业业绩对高管努力的敏感度.本文用模型证明了,当高管能力相同、努力程度相同时,资产规模相同的垄断企业的业绩大干非垄断企业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垄断企业天生被赋予的垄断优势.因此,当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业绩相同时,支付给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应该低于支付给非垄断企业高管的薪酬.论文还用2008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了垄断的"放大效应",检验了当前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合理性,最终发现目前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相对于其业绩来说是过高的,存在激励过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