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见“道家”与《庄子》——浅论《史记》所载《庄子》四篇的黄老思想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历史上的道家可以分为“黄老”与“老庄”两个主要派别,“黄老”道家注重倡导君道无为的政治哲学,“老庄”道家主张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本文认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以《渔父》《胠箧》《盗跖》《庚桑楚》为代表的《庄子》诸篇带有鲜明的黄老学理论立场和思想特征,这些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或者应该被纳入先秦黄老学的研究范围内,而对于《史记》所言“道德家”之理解也不应局限为狭义的黄老学,而是既包含“黄老”亦包含《庄子》在内的广义道家。     

自然·道·浑沌之境——《庄子·应帝王》札记

与价值观上主张自然原则相应,庄子肯定政治领域应顺物自然,合乎民意。较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顺物自然相联系的“合乎民意”具有不同涵义。儒家所主张的“民本”主要强调治国应奠基于民众之上,其特点在于以民众作为治国的基础和出发点,庄子所理解的“顺应民意”,则首先以不干预民众为指向。从形而上的层面看,政治哲学关乎对道的理解。通过道术与巫术交锋,庄子指出了两者的重要分别在于自然无为和有意而为之:巫术的特点是基于经验性的显现作出推测,属有意而为之;道术则趋向于自然无为。本于天性,构成了为道的特点。巫术与道术之别,体现了“技”与“道”的分野,其中包含着以道的智慧引导治国过程的内在意向。从治国或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浑沌”隐喻着庄子所认同的原始秩序,此种秩序以智慧未开、是非之争尚未展开为前提。从人性的角度看,原初秩序与人的自然天性相一致。庄子以天人之辨为政治哲学的内在主线。天人之分体现于不同方面,包括人性规定、行为方式,等等。“浑沌之死”意味着理想存在状态的结束,它表明偏离本然的有为而治,将导致理想存在状态的终结。庄子的相关理解中,同时包含内在的历史限定。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先秦其他无为思想的区别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     

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

黄老道家思想一度被汉初统治者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道家从在野派变为主政派,真正担当起庞大国家的政治责任时,著意于精神修养、境界提升的玄谈,远不能满足政治上经纬人事的需要,故汉初黄老道家将先秦道家静态观照的“涤除玄览”发展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曲因其当”。所谓“涤除玄览”,要求主体用心若镜,让开一步以成就万物之并作的无不为境界;而“曲因其当”则要求主体在舍己之志、以物为法的同时,还要依顺万物之理以推之、助之,表达了对世界秩序化的要求以及主体知几、用权的创造性要求,由此,汉初黄老道家从政治和社会现实层面赋予了“无为而无不为”以积极之“实现”义。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高祖黄帝”——《管子》中黄帝“理想王者”形象的塑造

作于齐威王时期的《陈侯因膂敦》铭文提出了"高祖黄帝"的说法,在祖述黄帝的同时,也接受了春秋战国以来齐地流行的治国学说和行政经验,并以此为榜样建立齐国的帝业。稷下学派在这一背景下,对黄帝的事迹进行了归类整理,并结合齐威王的治国策略对黄帝形象进行了重塑,形成了黄帝"理想王者"的形象。     

“上善若水”之我见

“上善若水”是道祖老子指导人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何谓“上善”?“上善”是老子理想中最具备完美品德的圣人。道教圣典《道德经》八章中,老子形象地用自然界最不可少的,而最柔弱不争的水之品性来喻圣人之德行,正是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条理”与“旁通”:从戴震到焦循的自然主义哲学转向

乾嘉学派的义理学脉络以戴震哲学为核心，戴震强调人类情欲的合理性，否定独断论式的“天理”观念，对被泛化的民间理学观念作出契合时代文化背景的哲学回应。但戴震哲学体系之建构方法，仍未完全脱离宋学理气心性之辨的传统范式。焦循承继戴震哲学的基本理念，对戴震主张万事万物存在秩然有序的“条理”这一问题“接着讲”,他利用数学的思维模式重铸象数易学，试图从中提炼出能够贯通六十四卦、儒家诸经乃至世间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建构出一套以“旁通”为核心观念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尽管焦循的体系尚欠完善，但他能够有意识地强调“实测”而追求“客观知识”,这也为中国哲学走向“会通中西”之路开启了途径。     

王艮“万物一体”说的人己平等思想

本文论述了王艮从“万物一体”观点出发 ,引发出天性一体、人己平等、成己成物的主体哲学思想 ,从而意识到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权利 ,呼唤主体的觉醒。强调对人的尊重爱护 ,以及追求人己平等的理想社会目标。王艮在“万物一体”世界观的基础上 ,提出“万物一体为政”的政治设计 ,以务本民安的政治主张 ,较早地萌生了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     

由“道”而“化”:试论道教美学的逻辑起点

在由道家哲学思想向道教神仙信仰的转化过程中,“化”这一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本体论意义上的“造化”之美,到道术层面的“变化”之妙,再到实现成仙目标的“解化”之奇,“化”的思想将道的精神性、物质性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将先秦道家哲学中的虚无、抽象之道落实到具象化的神仙之上,尤其“尸解成仙”作为修道人对于成仙理想的宗教化的朴素阐释和表达,体现了道教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道教神仙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特质。由“道”而“化”,作为两千年道教史和道教美学的逻辑起点,开启并造就了以神仙形象、神仙品格、神仙追求为审美判断标准、美学趣味和人格理想的中国宗教美学体系。     

“文化实践”:在实践哲学的谱系内——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

无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聚于文化,强调文化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和实践领域——文化实践。本文论述了早期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实践”理论并把它安置在实践哲学的谱系中,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政治”实践哲学已经蕴含了实践与文化关系的某些线索,但是这一线索并未彰显出来,其实践哲学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把实践置于社会领域,社会包含了文化,然而出于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要强调了社会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为了理解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动力问题,早期文化研究思潮挖掘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实践的文化内涵,系统论述了文化实践理论,构建了文化实践的新模式。这是在当代全球化时代,适应时代发展的实践形式;它有力地批判了单一的经济决定论,为实践哲学开辟了可能性;它使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实践哲学潜在的文化意义彰显出来,使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更加完整;它关注大众文化实践,加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反精英主义。     

我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现状

政治哲学在国外 ,已经有了 2 5 0 0多年的历史了。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政治哲学家。政治哲学的概念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群学之首”。政治哲学在中国 ,更是古已有之。中国是政治哲学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就实质而言 ,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政治哲学史。我们不妨以儒家哲学的经典《四书》为例 ,其中的任何一篇著作都可以说是政治哲学著作 ,都是论述如何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宋明理学的“理” ,也就是正心、诚意之理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 ,是“为万世开太平”之理 ,所…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析《文子》自然论统领下的道、气合一思想

《文子》是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它在继承战国黄老学思路和资料的基础上,改造了老庄道家的宇宙观。将“道”与“气”相整合,笋以“自然论”贯之,对黄老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为两汉哲学战线上目的论与反目的论的斗争奏响了序曲。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实践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

1 实践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人认为,与旧唯物主义主张的“自然本体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是能够成立的。问题是对“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提法作何种理解。近来,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实践之“元”不具有“万物本源”的涵义,它只表现为哲学的逻辑起点,表现为马克思哲学思维辐射的轴心。笔者认为这种意见明显地     

王弼政治哲学中的“自然”观念浅议

王弼继承了道家的政治哲学传统,主张君主应以无为的方式去因顺百姓的自然,从而避免有为所造成的"物失其真"、"物不俱存"的弊端。百姓自然状态的呈现作为政治施为的目标,也成为了理解政治秩序的关键。王弼认为,万物自己而然的世界是有条理的,万物在相互的制约与影响之中形成了某种秩序。同时,自然也意味着对其自然本性的成就。人的自然之性中包含着欲望,王弼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欲无求,而是不要有超越自然分限的欲望。而且,在王弼看来,人的自然欲求作为自然之性的一个面向,也因个体差异而在整体上呈现出多样性。